“东北”释义

历史上对"东北"概念的认知,大概在"中国"概念产生之后,以中国/中原中心为立脚点,存在着东向北移和北向东移两个视角,最后交叉抵达"东北",产生"东北"的概念,但两相比较,首先望东并认识东,再侧翼折向北,抵达东北,这种时空视野的展开路径是主导的,并与中国时空、中国历史的拓展路径相一致.中国时空所赋予东北内涵的,首先是东,其次才是北,最后形成的概念,只能是"东北"而绝不会是"北东".东北是"中国"的东北.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90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十六大过后这一问题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笔者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与其他"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胡瑗的出而不隐与他的动不离道

胡瑗是主张"出"的,他要求人们确立"出而不隐,安治天下"的思想。当然,从隐到出有一个过程,所以胡瑗要求待出之人要学会等待,怀才蕴德,同时还要把握好出的时机,该出则出,不该出则等。此外,胡瑗还认为"出"也要有"道",即要符合社会与道德规则,做到"进"退"有度,出而有节,动不离道。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及其意义

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及其生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关系塑造力显著提升的时代背景下,着力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结果.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模式,反映着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理念和行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和文化,具有主体性与凝聚性相统一、主导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等基本特征.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发展,对增强"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价值.     

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梦想——从历史和传统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梦”及其实现

从"中国梦"的实现即文化复兴入手,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意义,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动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良好秩序,同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对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实现"中国梦"的路径进行分析,包括提高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结合的理论建构力,培育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土壤及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养成建设。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经济中国”与“政治中国”背景下的不同外交特点

"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是从宏观层面定义中国发展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中国"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中国"背景下,中国的外交体现出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等特点。随着"经济中国"向"政治中国"的转变,中国外交除了延续上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同时,这个转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外交带来困惑。只有正确解决这些困惑才能促进中国外交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范式当自文本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更无"哲学"这门学科;近百年来自"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表明,文本和范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从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范式从来就是从文本当中来的.强调范式从文本当中来,并不是说范式没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并非否定范式的重要性,而是更着眼于范式与文本的融合性和切合性.正如经典文本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范式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和“中国道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聚焦于人类社会为何和何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未来理想社会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作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体现为一个"后市场"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秉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本真精神和价值关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提出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乃是探讨和理解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必然路径和现实参照。"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应冠名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如何把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探讨与中国当前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切中和把握本真的中国问题,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道路"问题实质的讨论。     

生态:引发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

中国文学对生命整体观及大宇宙生命活化的体验特点,显化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其"生态"内涵,既是一种现代阐释,也是一种对接;作为历史机缘,更成为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这种环绕"生态"体验的现代阐释,意在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把握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将"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进而揭示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的"生态"标识。     

昔日“洋货”遍神州 如今“国货”满世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在中国很出名。意思是,世事变化,盛衰无常,很难为平常人所料。其实,中国生活物质用品的变化,正应验了这句名言。"洋货"——老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年纪大一点的都还记得,旧中国时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永安百华公司,就以卖全球洋货驰名中外。那时,所有商品都是舶来品:"洋烟"、"洋火"、"洋布"、"洋丁"、"洋车"、"洋面"、"洋油"……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中国精造”:“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战略

传统"中国制造"因质量层次较低、可靠性较差等原因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外传统"中国制造"存在的效率低、能源资源消耗过多、环境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也使其难以为继。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将原有的建立在粗放管理基础上的规模扩张之路转型升级为更加注重价值内涵提升的发展之路。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中国精造"的新概念,阐释了"中国精造"的内涵,论证了"中国精造"是传统"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国精造"的提出,理清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

"中国"、"中华民族"是当代两个普遍使用、耳熟能详的词语,它们的语义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萌蘖而生、曲折流变、逐渐成形并最终确定。"中国"较早见于周代,初义为"中央之城",指代周天子所居京师,而与"四方"对称,后又衍化出诸夏列邦、国境之内、中等之国、中央之国等多种引申之义。"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双音节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以往多认为是从日本输入的。由"民族"与"中华"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中华民族呈现的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中国上古时代的精英之治

中国上古时代精英之治的概念就是"选贤与能"。"禅让制度"是精英之治实施的典范,对"帝"和"臣"的选举是"选贤与能"的运作方式和保障措施。上古时代以"选贤与能"为核心的精英之治,是中国吏治文化的基础内涵,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渊薮。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从改革的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当前,改革开放已进入新的时期,认真梳理"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关系,对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