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布朗族“贡母”节的当代重构及其仪式实践——来自云南省永德县送归村的调查

云南省永德县布朗族的“贡母”节起源于送归布朗族传统的“拱木”会，是永德布朗族重要的民俗信仰活动。当地布朗族文化精英为了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拓展布朗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弘扬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地方政府合力推动重构了“贡母节”，由此重塑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文化空间，并使之成为维系布朗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这种“传统的发明”、节日的再造和“非遗化”的传承不仅有助于提高布朗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社区凝聚力，维护中华文化多样性，而且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永德布朗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觉乃藏族“塔火葬”仪式研究

“塔火葬”是甘南地区觉乃藏族最主要的葬礼仪式,仪式包括吊丧送别、诵经度亡、建塔火化和捡骨土葬,在藏传佛教火供仪式基础上融汇苯教的地方神明概念,引入汉族“烧纸盆”仪式。仪式过程和象征物体现觉乃藏族信仰的生死观念和秩序结构类型。由于觉乃藏族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生态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塔火葬”仪式作为本土文化衍生发展的产物,是藏传佛教信仰意识、苯教文化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集聚,是汉藏边界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的具象书写。历经绵长历史时期的层累、异质文化之间的借鉴与多民族风土的习得,“塔火葬”仪式的续写呈现出多元融合发展的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     

俄罗斯图瓦人的民族国家认同

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大多面临如何实现国家社会凝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如何一致起来的问题。利用“田野回望”这一认识和研究方法，从生活实际出发，在无论是作为俄罗斯地理的边缘，还是人文的边缘——图瓦，回望莫斯科，回望俄罗斯，回望中央、核心，在图瓦感受俄罗斯民族国家认同，把脉俄罗斯社会凝聚状况。研究显示，图瓦族传统文化功能依然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大量吸收了俄罗斯文化及现代文化要素；“图瓦族”-“我们是图瓦人”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意识尚很浓厚，同时俄罗斯国家认同明确，并迫切希望本族、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图瓦个案表明，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民族关系的主流表现为民族共生，文化吸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日益一致的发展趋势。     

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流动迁徙，在一些地方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人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实现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同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民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合拍共振，从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本文通过考察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     

云南白盐井盐业社会的传说、信仰与仪式

云南白盐井"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因盐形成"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在白盐井盐业社会中,盐经历从自然之物到意义建构,到地方文化符号生成的过程。盐的传说、信仰与仪式,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白盐井民众观念意识的表现形态。当地盐业社会传说、仪式与信仰对盐这一地方文化符号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也正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过程。     

共识社群--简论中国乡村中的国家构造与地方社会

在中国乡村，与国家构造过程有关的官方表述和地方实践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在尴尬、讽刺和犬儒主义的姿态中被显现或隐藏。而这种姿态指向一个亲密的自我知识空间，可称之为“共识社群”。它源自赫茨菲尔德的“文化亲密”这一概念。文章用风水、丧礼与腐败现象等实例说明，此类“共识社群”是如何被建构的，并参照此方法讨论中国“国家内卷化”问题。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傣族泼水节的神话与仪式研究

傣族泼水节的伴生神话与节日仪式的操演形成一组稳定的结构,在共同的心理基础上构成了活态的节庆神话.在以傣历周年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时间谱系中,“佛事”与“农事”交错并行,构成了神话叙事的社会情境,诸多岁时祭仪皆是嵌在这一情境中的节点,与文化整体形成互动,再现了生态时间与社会时间,而仪式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正是神话文本得以衍生和流变的基础.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民族精神培育与学校武术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以互动仪式链为研究范式,以情感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武术本身所涵盖的中华民族精神,从而构建起民族精神培育与学校武术教育的动力融合机制,并指明情感建立能有效传递武术彰显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身体在场能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由认同到实践的转化,情感输出能构筑情感归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建情感共鸣、共享场域互动和共筑集体意识的互动仪式链策略指引下,能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助力。提出建立民族精神培育与学校武术教育融合的传播策略,将学校看作是互动仪式发生的重要场域,把武术教育当作产生情感互动的关键纽带,不仅是民族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形成的枢纽,更是促成民族精神培育和传播实践的重要推动力。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神药两解的“斯觉都”：凉山彝族民俗医疗仪式与治疗机理

“斯觉都”是凉山彝族民间治疗顽固性皮肤病、风湿病和痨病的民俗医疗仪式,因其治疗效果显著,已成为具有地方性权威的本土医学实践共识。从医学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视角分析“斯觉都”借助“神”与“药”的两解方式,揭示其“巫”与“医”的结合过程,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医疗效果。“斯觉都”仪式治疗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与实践价值,一方面通过民俗医疗的疾病解释模式与治疗仪式,患者在族群文化中找到疾病的治疗方法。另一方面,仪式治疗使用的仪式植物,是民众千百年来地方性植物药知识的实践,构成彝族民族药物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以降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国家整合方式研究

从中国南部边疆研究的个案经验与国家整合的研究理路出发,可以总结明清以降边疆地区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即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与信仰仪式统合。具体而言,边地人群通过族谱书写、口传故事等形成了王朝国家内部地缘与血缘一统性的想象;文化地景塑造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态度与情感,还凝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众的国家认同;礼法话语建构揭示出边地上层对于"大一统"礼法制度的学习与实践;资源/人员流动说明了王朝国家后期日益频繁的物资、人员与信息流动对于国家整合的促进;信仰仪式统合则显示了"大一统"文化元素在地方文化层级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国家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地方文化具有了层次性。     

双向互动格局下宁夏移民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生成路径转型研究

经过40年的发展，宁夏移民区已初步建立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型和内生型民族互嵌路径双向互动的结果。研究发现，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深融联动作用下，构建型与内生型民族互嵌路径在双向互动格局中发生了“主次易位”，实现了由“构建为主、内生为辅”到“内生为主、构建为辅”的转型。民族互嵌在空间、经济、社会等显性领域实现了由被动依赖到主动联结、由官方推动到民间自发、由物质利益关联到心理情感相通的转变与提升，国家在场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起点，形成了国家力量推动移民跨民族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生计资本积累和共同意识凝聚，帮助各族移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挖掘共同利益与共享价值，激活移民内生力量“向下要力”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立路向。扶贫工作队嵌入和国家文化行政力的介入提升了各族移民主动互嵌的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民族互嵌的内生力量不断积累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和持久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民族“互嵌”格局的公共性建设

由于历史、地理、习俗等诸多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在经济、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区域与区域之间呈现局部性特征。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推进,民族“互嵌”格局建设逐渐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优化模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是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互鉴的产物,其刻写着不同民族地区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互嵌”状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促成“共同富裕”的空间互嵌作用、具有培育“民族相牵”的区域文化整合作用、具有“连枝同气”的心理凝聚作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民族“互嵌”格局的公共性建设的路径在于：完善民族互嵌的制度界面,奠定公共性建设的“物质基础”;累积民族互嵌的能量场,建构共同的精神家园;搜寻民族文化体系的“共通性”,培育公共性思维。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汗屋仪式

汗屋仪式是美洲印第安人满足精神需求、治疗身心疾病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统治与同化教育,印第安人所有的传统宗教仪式均被禁止。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土著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汗屋仪式逐渐在美洲流行开来。本文通过在加拿大的城市与农村参与汗屋仪式的亲身经历,结合相关的文献与访谈资料,描述与分析该仪式的内容及社会文化内涵,探索处于社会边缘的土著民族如何通过传统信仰仪式的实践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     

生命周期中的身份转换：三岩藏族本命年危机与禳解仪式研究

本命年文化习俗在我国汉、藏、满、蒙古等多个民族中较为常见。在三岩藏族社会，人生中每12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最后一年为本命年。本命年被认为至关重要，会充满挫折与危机，同时意味着生命中新一轮循环的开始，含有拟死再生的寓意。本命年因而也被当地人视为诸事不顺的“凶年”,需要借助一些宗教仪式活动进行预防和禳解。12年一遇的本命年，是人们消弭灾祸隐忧、开启人生新历程的一个时间节点，生命周期中的身份转化被整合于本命年危机与禳解仪式之中。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本命年习俗、生肖文化在历史上同中原地区的有关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三岩藏族本命年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例证。     

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

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成员对族群文化的反思性行为,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它经由文化层面的冲突、反省和调整而得以形成。跨界民族在文化认同区分、凝聚和动员等主要功用的基础上对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民族国家应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引领跨界民族完成其现代建构,即从文化认同走向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