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有关韩愈的几个问题——揭穿所谓“儒法斗争”中的一个骗局

几年来,“四人帮”借批儒评法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捏造“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主观地提出什么“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任贤与任亲”等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儒法斗争”的标志,不惜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来编造所谓“儒法斗争史”。     

论毛泽东反“左”反右思想的方法论特色及其意义

在社会实践中对实际问题或具体工作的主观认识背离客观实际,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同这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问题。集革命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同“左”的和右的主观主义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对这一问题做出哲学的高度概括,从而形成反倾向斗争的重要思想方法。毛泽东对“左”和右所作的科学分析,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充满着辩证法的深刻哲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读陈毅同志的《赣南游击词》

世界上有一种诗,它实际上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的;它决不是苦思冥想、主观臆造的结果,而是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的艺术凝结。陈毅同志的诗词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诗。其中,脍炙人口的《赣南游击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看看吧,那是一个多么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那是怎样一个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斗争岁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     

论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民生主义”乃为孙中山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提出“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格,则又反映出二十世纪初所处的时代特点。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其内容所含有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外历史上     

“主观战斗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主观战斗精神”论是在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坛反对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定型的,但它对创作主体的尊重,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对自身价值的人文关怀,其思想魅力也就不仅属于三四十年代,而应当属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     

“数量短语 竟 动/形”句式中的“竟”

在“数量短语 竟 动”句式中 ,当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完成了时 ,“竟”介绍给数量短语的主观量为主观小量 ;当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未完成时 ,“竟”介绍给数量短语的主观量为主观大量。在“数量短语 竟 形”句式中 ,如果“竟”后接的形容词部分的含义为肯定正方向形容词的 ,则“竟”介绍给数量短语的主观量为主观小量 ;如果“竟”后接的形容词部分的含义为否定正方向形容词或肯定负方向形容词的 ,则“竟”介绍给数量短语的主观量为主观大量。     

“数量短评 竟 动/形”句式中的“竟”

在“数量短评 竟 动”句式中,当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完成了时,“竟”介绍给数量短评的主观量为主观小量;当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未完成时,“U晚”介绍给数量短评的主观量为主观大量,在“数量短评 竟 形”句式中,如果“竟”后接的形容词部分的含义为肯定正方向形容词的,则“竟”介绍给数量短评的主观量为主观小量;如果“竟”后接的形象词部分的含义为否定正方向形容词或肯定负方向形容词的,则“竟”介绍给数量短评的主观量为主观大量。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美政”理想上；其次表现为与党人群小的坚决斗争；第三，表现为对故土、故都的依恋；第四，表现为重视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是密切结合的，这是他的历史局限。屈原爱国思想的形成，既有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是他主观修养的结果。     

艺术典型与生活原型

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究竟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还是作家凭空创造的?文艺创作究竟是从生活出发,还是从作家的主观思想出发?对于文艺创作中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和斗争。“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疯狂鼓吹“主题先行”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反对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否定艺术典型的创造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依据。他们的反动逻辑是:文艺作品中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论《朝霞》小说的叙事模式

"锻炼成长"模式、"完成任务"模式、"观念冲突"模式是《朝霞》小说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核心,尤其强调"路线斗争"叙事模式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这种叙事模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现实、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对此进行研讨与剖析不仅可以从一个角度透视"文革"后期的主流文学而使其具有样板意义,而且还对于检视极左文学形态的发展具有文学史意义。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     

论白族民间文学中的龙形象及其演化

在白族民间文学体系中,龙神话传说故事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是白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的重要形象,在白族民间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在广大白族民众中广为流传。龙形象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水神意识和斗争意识是白族龙形象的两个核心意识,贯穿于白族龙神话传说故事体系的始终。由最初的"以龙制龙"的神龙崇拜,到"以人制龙"的降龙英雄的人崇拜阶段,龙形象由神圣一步步走向世俗。透过龙神话传说故事,折射出了龙形象发展演变过程中白族民众的审美心理及文化传统。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主义"本土言说的困境与规避——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言说为例

在整个中国现代人文思想史上,"主义"的言说都成为了一种主旋律,在中国现代文论领域尤为明显。但造成"主义"本土言说困境的因由,除表层的文化水土不服、意识形态的挤兑之类外,更有言说者深层的思维方式局限和认识论原则丧失的原因,这使得认知视角的论争让位于意识形态的角力。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论新世纪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情节模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阶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不同,新世纪工业叙事显现独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编年体、成长、“生活流”三大模式。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表达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特定的文化心理诉求,但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沿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较狭义的政党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政治服务不仅跃升为国家的文艺基本方针,也被明确地阐述为要为执政党的具体政策和任务服务.60年代,文艺又被要求完全服从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1980年,作为国家文艺方针的为政治服务始为"二为"取代,在实践形态方面,为政治服务自新时期文学肇始起已有根本改观.     

宋代政治与文学家庭

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最为重大,宋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尤大。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靖康之变”的民族战争,主战与主和的政治斗争都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这就为宋代文学家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