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

文章纠正了唐代陇右道不是官吏贬谪地点的观点,指出,唐代西域有一些贬谪官吏,并对这些贬谪官吏遭贬的原因及时间进行了分析考证。学术界有关贬谪官吏败坏了地方风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唐代贬谪到西域的官员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安邦的才能,对唐朝经营西域及地方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还对唐代有关贬谪官吏"量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沈宋贬谪诗歌怨伤心态及其成因

沈俭期、宋之问在神龙元年因依附张氏兄弟遭贬。与盛唐、中晚唐贬谪诗人相比，沈宋具有明显人格缺憾，他们的被贬也近于罪有应得，但他们在贬谪诗歌中始终表达着无罪遭贬的怨愤与悲伤，这种心态颇耐人寻味。其成因，可以从中国专制政治背景、神龙贬谪的不公正、古代哀怨文学传统、诗歌的传播功能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失意群体与苦难文学的深层透视——《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读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尚永亮先生就倾心于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发表了关于中国第一位贬谪诗人屈原的多篇论文;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唐代贬谪文学的文章,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等专著.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苏轼贬谪词的意象衔接研究

苏轼贬居黄州时所创作的贬谪词中,对自我流贬情景的描述和贬谪心绪的抒写呈现出对自我人生悲剧的淡化和对流贬逆境的顺适与超然.以韩礼德的语篇衔接理论为指导,把意象分为描绘性意象、拟情性意象、预示性意象和比喻性意象, 来探讨意象在苏词语篇中的衔接与连贯作用.     

唐代文士贬谪途中的生活与心态述论

初唐、中晚唐、唐末的宋之问、韩愈、李德裕、韩偓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文士均有贬谪的遭遇。在贬途中,他们不容迟留,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历尽艰难,过着极为苦楚的生活。在这一遭遇中,他们的情感心态颇为复杂,或伤心凄楚,或极想辩诬自白,或想念亲友、故园、盼望回归,或憎恨权奸、仍怀忠恳依恋、深叹难于报国之情,或提防再被害或不愿再仕,宁愿隐避等等。凡此种种,均展现了唐代文士在贬途中的生活情景与丰富复杂的心态。     

神龙元年正向贬谪文人依附人格及贬谪心态研究

神龙元年是古代谪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贬谪,也是古代正向贬谪文人史上被贬人数最多的一次,尽管他们遭贬的具体情形不同,面对贬谪命运的心态也不完全相同,但人格上的卑弱和依附、被贬之后缺乏深刻的反省意识却是这一时代正向贬谪文人人格和心态上的共性。     

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

唐代文士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表现贬谪生活与感情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贬谪遭遇 ,对其创作的影响极为显著 ,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拓展、深化。贬谪文学在内容、主题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多是抒发被贬的委屈不平、牢骚不满 ,乃至愤慨之情。思念故国亲友、期望召回京城等 ,也是其特色的一个侧面     

论唐代诗人的自然生态意识

唐代诗人承传《风》《骚》及汉魏六朝文学的自然生态意识，同时由于受本朝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以及唐人投笔从戎的边塞生活，官吏贬谪地方的特殊身世等因素，唐代诗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达到了天人合一、空前融洽的地步。唐代诗人与草木虫鱼等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诗歌世界，主要表现在十大方面，即：（一）与物谐乐；（二）以物为友；（三）颂物以美；（四）感物惠德；（五）赏物生趣；（六）悲物悯人；（七）由物悟理；（八）托物寄怀；（九）假物以讽；（十）护物有责。唐诗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是唐诗精神的有力体现，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之审美价值。     

论唐律赃罪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唐律首创赃罪,立法严密,惩罚严厉,对有效预防和打击贪赃腐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唐律赃罪具有明显的现代价值,表现在:立法严密,使一切贪赃腐败分子无法律漏洞可钻;惩罚严厉,对一切有贪腐之念尚无贪腐之行的官吏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其他制度如完善的监察制度、廉政教育以及厚禄养廉的配合,保障了法律的实施并取得廉政的成功。     

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禁止官吏经商,既关系到遏制官吏腐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相当重视。唐代吏治立法有相当高的成就,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管理官吏的系列法律中,其对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规定相当严密:禁止官吏及工商业者相互兼业,惩治官吏通过代理人经营牟利或于辖区内非经常性买卖得利,限制和打击官吏一定范围的亲属经商及非经常性买卖谋取剩利。唐律的这些规定启示我们:我国现行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定应明文化、系统化,并加大对官员家属利用官员所处的权势地位经商行为的处罚力度。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唐代御史台的里行官

本文着重讨论唐代御史台里行官的设置、任用性质和意义,认为:里行官是唐代御史台监察御史的特殊任用形式,其性质是试摄官。唐代后期,诸使府参佐和三司巡院官带御史者也多有里行的任职形式,其性质近于假借官。     

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促使士族逐渐出现了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倾向。然而士族在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个地方化的过程。对隋唐时期有关居于乡里的赵郡李氏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发现隋唐时期士族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主导权，而这正是造成唐代河北地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文苑英华》判文中所见唐代官吏失职犯罪

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唐代法律惩治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犯罪,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章拟主要探讨《文苑英华》中所收唐代判文所反映的唐代官吏犯罪。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