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歌的“逸美”属性

诗歌的基本属性是美,但和小说、戏剧相比,诗表现主体高度自由精神的特征更加明显,诗学理论中把能表现出主体高度自由精神的诗歌称为“逸品”,即它具有“逸美”性。许多诗人把“逸美”当作诗歌创作的最高的美学追求。     

诗歌盛唐气象论

盛唐诗歌以其健康向上的风采、雄浑宽远的境界、恢宏豪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豪放的盛唐气象, 鸣奏着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应该说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盛唐气象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论概说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同流派的审美取向作了概括性的阐述。“言志”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诗歌理论、审美标准，居于中国诗歌理论首位；“缘情”说，是对东汉至魏晋的五言诗的一个高度概括，揭示了情感所具的美的品质，是对诗歌美的张扬；“形似”说，与“缘情”说是同时形成的美学理论，它表明诗人自觉地追求“感性显现”，自然地表现了一种绘画美；“格律”说，增强了诗歌的形式美、音乐美；“境界”说，表示中国诗歌理论、审美理论，正趋完善，并且自成体系，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神似”说，使诗歌“臻至高境”，进入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化说”“诗道说”是从“境界”说中抽取出来的，不是另起炉灶     

论郭小川新诗体式的探求道路

在诗人郭小川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诗人对于诗歌体式的探求与试验。诗人曾经告诫别人“不要固定于一种形式,要作多种尝试。”从诗人自己对于新诗体式的探求来看,正是在不断实践着这一创作主张,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诗歌的形式是由诸多因素构成,它包括诗歌的结构、语言、韵律等多种方面,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要有“三美” 即“音乐美”、“绘画     

《石林诗话》论略

《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该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但并不排斥炼字;它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并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的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     

闻一多诗歌主张"绘画美"论

“绘画美”概念的语义指涉是指词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具有色彩感;“绘画美”的倡导更多地是借鉴了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诗人对现代西方某些哲学的思考与吸收;对“绘画美”的追求源于闻一多作为诗歌理论家探索艺术革新的勇气,源于他对绘画艺术的爱好;就诗歌创作思潮而言,这一主张对于矫正当时诗坛的创作,也发生了一定影响。     

白居易中和美思想简论

在唐代诗坛上,白居易自觉地继承“诗经”、“汉乐府”、子美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在诗歌美学理论方面,他明确地倡导诗歌创作要表现人民的疾苦;强调了感情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和美”的诗歌美学理论。从白居易的美学思想来看,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取道、释以构成其诗歌美学理论的。所谓“中和美”也正是如此。它是中庸思想在审美领域里的运用,始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后来发展成为长期统治中国文坛的原则,即“温柔敦厚”(《礼记·正义》)的诗教。中经思孟学派至董仲舒而走向玄秘化。白氏则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和老庄及荀子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兼取了释教中“无情有性”的自然泛神论思想;提倡有灵气、灵性(气势、生命力)的创作;从而在审美诸方面,构成其新的“中和美”的思想,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本文拟就白氏的“中和美”作些分析,以就正于读者。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浅谈动态美

心理学家把人们的观察分为静态型和动态型两种。所谓静态观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观察点上的静止的观赏;所谓动态观赏是指人们在一定观察线上的动感观赏。这两种观赏涉及到美的表现势态问题,即它的特点是以静为主,还是以动为主。美的特征是鲜明生动的形象。它体现自由、理想和创造。创造就是生命对理想的追求,在追求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任何美的形象包含着事物运动的规律,孕育着活的生命、美好的灵魂。罗丹说:“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①。艺术美就在于表现活的生命、美好的心灵。蕴藏在形象内在的灵魂,冲击着自身的躯壳,以期获得无限的自由,它只有通过形象的动态才能实现。形象只有处在动态之中,才能暴露其内在的本质,显示出本质的丰富性。正象黑格尔所说的:“生命就是过程”,“在这过程中要见出活的灵魂”。②他说的“过程”就是指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之美——论孔子的《诗》审美

对《诗》的整理与编排,可谓孔子《诗》审美学说的具体实践,透过这一活动可窥探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典籍所载孔子阐述《诗》的学说以及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为研究孔子《诗》审美思想提供了直接史料。孔子的《诗》审美主要表现为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形态的审美化。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作为地域文学传统的“吴声”论——以徐祯卿为中心兼及钱谦益的诗论

明中叶始,诗坛上七子复古之齐气和公安竟陵之楚风竞相称霸,使得作为地域特色深厚的地方文学——吴声遭遇空前危机。齐气雄浑博雅,统领诗坛,风靡天下,前、后七子在诗学上努力同化吴声,试图建立大一统的诗学;楚风在以其幽情单绪、独舒性灵的审美特色抗拒齐气独霸之局的同时,也企望影响并改变吴声;而吴声则在齐气与楚风的双重夹击下始终固持自己的江南文化本色,在主流话语外坚守自己的地域传统。吴人徐祯卿融入复古诗学洪流中,成为复古的中坚人物,但并未放弃自己的吴声特色。钱谦益则倾其所力打造吴文化,鼓吹吴文化。在文学传统中,吴声一直作为一种明显的地域创作风格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晚明清初诗史即是齐气、楚风与吴声相互抗争、相互包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