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依据新制度主义的最新理论进展--"历史制度分析",可以将东北亚区域合作看作是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包括不同类型合作的内生的制度框架.现有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组成:自主型、合作型、协调型.     

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本文在概括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以主体作用划分的四种模式及其特征,并用交易费用范式分析其制度效率,给出了不同高校应选择的适宜模式。用制度范式分析了高校产学研合作的障碍因素在于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主要有传统观念、习惯、价值观念、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产权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变迁思路。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论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农村改革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农村改革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有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却阻碍了农村改革。因此,只有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促进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制度安排,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的相容,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才能获得积极的制度支持。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手段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同时也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安排.从近期来看,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可能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远变化.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生存特质和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制度非均衡状态和潜在利润希冀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将诱致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变迁,从产权结构一元化到多元化、内部产权边界混沌到清晰化、流量产权虚置到动态化、产权封闭性到开放性;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非正式制度安排、传统家庭制度、信任制度缺乏的制约,其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本文结合浙江省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根据对乐清的实地调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论和谐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构成,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制度的实施效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演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应该考虑意识形态变迁的特点,注重用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引导社会思想意识,重视正式制度变迁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推动作用,积极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融合,循序渐进地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广东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审视中国渐进性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了导致土地财政产生的制度变迁激励和政府行为选择,并以广东省的实际数据佐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格局、预算内财政压力的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迈向土地财政的背后推力.因此,土地财政的最大风险是危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最后提...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