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和旗帜.在全党兴起一个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完整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之真正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学分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价值的集中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一价值,从价值学的角度来看,源于其价值目标的崇高性、价值标准的人民性和价值尺度的实践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综合理论创新的范例,具有较强的解释功能.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从奋斗目标到实践活动的桥梁,成为创新实践的理论源泉.在未来的理论探索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方位引导和价值评估的标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其基本线索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是"三个代表"思想开始萌芽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从2000年2月到2001年6月,是"三个代表"思想最终形成阶段.第四阶段从2001年"七一"讲话至今,是"三个代表"思想继续发展阶段.     

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认真落实"三个代表"要求

"三个代表"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根本要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三个代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当前的近期目标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真正落实好"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三讲"教育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三个代表"、"三讲"教育、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紧密相闻的,我们首先论述了他们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接着论述了"三讲"教育与"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三讲"教育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等方面的关系"三个代表"是党的先进性、革命性的集中体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是"三讲"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是衡量"三讲"教育成效的根本尺度;"三讲"教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保证,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最后重点论述了在"三讲"教育中贯彻"三个代表"的五项措施,论述了在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若干措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创新的杰出成果,有其科学的创新方法论,主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出与时俱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思考党的建设;着眼于根本问题的理论思考;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代表"标准的辩证统一;通过科学的概括和综合实现理论创新.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方法论,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三个代表'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光芒.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与时俱进,从而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人民为本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都是以人民为本,落脚点都是人民利益;全面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主题的新发展

本文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回答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其作出的重大贡献.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