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上)

以“卓然不惑,求是辨诬”著称的阎若璩,乃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当时学者即将其与顾炎武并称,咸谓“宁人百诗之风”,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实证,论证了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解决了千余年来学术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开清代考据辨伪之先河。但在“十年动乱”前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在考据几乎等同于“烦琐”、“脱离实际”的气氛下,阎若璩被视为“烦琐考证”、“玩物丧志”的典型,或被指责为“在民族气节和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中国近百年史学创新的启示

回顾史学创新的百年历程,我们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史学要创新,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为中国史学寻求最佳生长点。在这方面,近代史学有成功的范例。譬如,新考据派和史料学派是在传统考据学基础上分别输人西方学理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结果,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发生发展。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是现实文化的底蕴,西方文化将源源不断输人。对西方文化,既不能拒诸门外,又不能来者不拒,而是要有所选择。这种选择要考虑中西文化的相容性或者…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兴起使宋代学者治学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义理，既导致了以训诂章句为主要特征的经义考据的衰落，又因打破注疏以新义解经，审视古史、古说中的问题，促使宋代学者在辨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理学的思辨对考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求理成为思维的目的，贯通天地人来思考问题，对史事的考据成为阐释义理的手段。理学促进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又对其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天理支配一切的观点，导致空疏和义理化的倾向。     

陈垣及其文献整理方法研究

陈垣先生发凡起例,对文献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考证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缜密论证形成专学。其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太平天国史学导论》简介

本院历史系祁龙威教授,从五十年代起,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发扬清代以来朴学的传统,重视考证,重视对文献史料的搜集、辨伪、注释等方面的工夫。所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是他指导研究生的结晶。其中包括对老一辈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肖一山、郭廷以、罗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邢瑞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特色论”）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运用和发展，...     

《十力语要》之文学观

《十力语要》体现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继承又发展的总概性的理路与观感。其文学观主要可以从对义理考据的学术辨析和从义理派角度对考据学进行的批判、其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观、对文之质与文理之气等概念及其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中西诗歌和古今诗歌区别的比较等 4个方面进行探讨。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思想。在根本上,它体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特点,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考据方法演变和发展

考据学已由单一的文献到文献的历史考证发展至地上地下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进而增至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梳理考据方法发展的基本脉络,旨在为考据工作者提供更加广阔的考证视野、论辩角度和审视空间。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李则纲的史学理论成就

李则纲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研究法、历史学功用问题上，他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以“诚”和“爱”为核心的史家修养论。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视对传统史学理论的阐扬，同时注意吸纳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形成具有特色的史学理论。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