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手工检索2005—2016年我国265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且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更强;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强.分阶段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出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扩张性投资、减少政府科教支出,进而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创业活动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创业活跃度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越弱.研究结论表明,虽然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由科技进步导致的增长所占的比重。其大小与测算过程中模型的运用、变量的选择、起始年份的确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的投入规模相关;也与地区差异相关。因此,应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相结合,才能够对引起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更为客观、全面。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基于我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与索洛残差法测算出我国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简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1)近十年来,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2)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长,其贡献率高达85.1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83%,作用不容忽视。(3)技术进步率较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都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物质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对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战略问题。本文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解入手，分别讨论了投入要素总量的增长、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与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提出了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解:1985~2010

现有文献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单纯考虑中国经济增长而忽略了资源环境因素对经济质量的影响是片面的。与类似研究相比,本文在生产率测量框架体系中引入了资源环境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提供一个更为科学的方法。文章分别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1985～2010年间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及分解。研究发现,不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做出较为乐观的判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再平稳”的时间趋势特征,且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     

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省份经济效率提高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分强调数量而忽视使用效率等不足之处。     

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动脉之一,物流业对社会生产的规模、产业结构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力。选用物流业的从业人数、固定资本投入为自变量,物流业的增加值为因变量,选用超越对数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物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以此来确定我国物流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从中分析我国物流业经济增长的来源。结果表明,9年中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一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我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我国5个主要航空公司2002-2006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测算。结果显示,2002-2006年中国航空公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2%,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并且这种增长增长同时受到综合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航空公司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除继续强调综合效率的重要性之外,也要进一步加强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单独依靠一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是有限的。     

要素配置结构、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对比分析

在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的假定下，基于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工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比较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工业经济的特点，分析要素配置结构、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配置结构方向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适宜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要素配置结构的贡献度相对较低；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增长幅度较为缓慢，且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比黄河流域高出0.94%；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配置结构并非阻碍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海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地区差异分析——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应用DEA的Malmquia指数方法,对2000-2009年海南省及各市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海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缓慢,而各市县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推动海南省及各县市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则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影响,而海南省的规模效率普遍偏低,因此提高TFP增长率的途径应该是加快科技创新并提高投入要素的规模效益.     

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与评价

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完成对我国民营经济各增长要素的定量化分析,首先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其增长因素,进而对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做了进一步推导,实现了丹尼森经济增长五要素的量化。基于这种量化,分析了我国民营经济中工业和建筑业各增长要素,并对各增长要素的贡献率加以求解。结果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正在走向成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我国旅游产业效率特征及其演进模式研究

基于2000—2015年我国30省(市、自治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数据,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旅游产业综合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国旅游产业效率特征、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各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演进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产业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0.562,旅游产业经营没有处在有效生产前沿面上;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2%,技术进步是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综合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但收敛趋势明显。依据综合技术效率大小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特征可将30省划分为4种类型,按照各地在四分位图中对应点的运动规律将其旅游产业效率演进模式归结为往复式、渐进式和突变式三种。各地可据此采取相宜对策以不断提高旅游产业效率,如增强旅游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导旅游产业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的转变等。     

基于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我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以及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振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分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应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两个维度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且1993年前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我国应从治理过剩产能、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