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大礼议”与明代政治

“大礼议”是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一场有几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政治论争,在明代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世宗以藩王入继而引起的继统继宗问题的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论战双方都在引经据史进行激烈的理论斗争,务求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压倒对方,一方甚至不惜丢官,遭贬,乃至惨死于“廷杖”之下,也要争个高低,一方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力求以少数胜多数。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积极性。但是公元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大礼议”论争并不像上述表面现象那样简单,而是有着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与深刻的影响。这次论争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危机导致的明朝统治危机的表现。因此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就成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左顺门事件——大礼议的转折

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对大礼议的研究又是嘉靖朝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在大礼议复杂而又曲折的争论过程中,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的"左顺门事件"显得格外重要,且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     

明世宗崇道探析

明世宗朱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道修仙皇帝。他所制定的崇道国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修仙活动,影响着整个嘉靖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左右着文人的仕进之途,决定着众多朝臣的荣辱沉浮。明世宗崇道的最直接亦是危害最烈的后果即是时政的颓废。同时祭神修仙,所费无限,明代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荒废殆尽。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表现在宗教信仰上就是人们希望宗教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道教日益世俗化和民间化。在这方面明世宗崇道奉道的举措起着重要作用。     

新时期高拱改革研究综述

高拱,曾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他在任期间,针对社会时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韦庆远先生所讲的"嘉隆万大改革",第一次将高拱称之为"改革家".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高拱其人以及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果我们将高拱改革的学术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和反思,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嘉隆万三朝之交的历史大背景,也有利于确定高拱改革在"嘉隆万大改革"中所处的前承张璁后启张居正的重要作用.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张平小说写作的方向、价值简析

张平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的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情怀、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含金量”和近距离的“纪实品格”。其《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都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 ,都有大量的现实素材做基础。张平的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 ,它不仅仅限于提出问题 ,而是要积极地干预现实 ,尤其重视对社会正面力量的褒扬和歌颂 ,充满了正面的激情 ,散射出积极的理想主义光彩。张平小说其实正代表着一种文学传统 :为人民代言 ,为老百姓鼓呼。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优秀的、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 ,如儒家的“文以载道”论 ,以《诗经》为开端的现实主义传统 ,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 ,杜甫的“三吏、三别” ,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 ,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赵树理的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甘当“文摊作家” ,当然 ,还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我们党后来的一系列类似的文艺政策等等。张平的小说创作正是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它的出现、成功 ,无疑是对文学领域那种远离“大众生活”的私人化倾向的有力针砭和拨正。代言传统小说 ,过去曾经步入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政治化的歧途 ,而张平却未落窠臼 ,他的小说写作已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如自?     

张佩纶与冯子材之恩怨探析

清末,著名谏官张佩纶本与广西提督冯子材并不相识。1872年,冯子材因奏参贪腐官员徐延旭而遭到淮系的嫉恨,后者撺掇张佩纶以举荐徐延旭主持广西军政的方式排斥冯子材;结果徐延旭因北宁之役大败而受到追究,张佩纶也因荐举非人而离开朝廷,直至最终身败名裂。     

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

探讨了张之洞在清末法制改革中所扮演的倡导、示范改革 ,又阻止改革深入的复杂角色 ,并分别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追求阳刚美和崇高美——评张平的叙事风范

张平的叙事风范 ,在“晋军后”时代的山西作家群里 ,最具“主旋律”特色 ,这一点 ,秉承了“山药蛋派”老一辈作家紧扣时代脉搏 ,为百姓立言的创作品格 ;同时 ,他的叙事 ,在同代山西作家群里 ,又最富激情个性 ,这一点 ,与老一辈和同辈山西作家风格迥异。两点的结合 ,构成张平叙事风范突出的美学特征———追求阳刚美、崇高美。这种美学特征的追求 ,植根于黄土文明的腹地文化 ,在后现代文化的不断浸染中 ,凸显着“抵制场”的风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构政治发展概念的阐释框架

政治发展概念是指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对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三个代表”重晕思想指导了重构中国政治发展的阐释框架。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途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键是以改革的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科学分析,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他还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金陵张氏家族研究综述

张氏家族是明清易代之际祖籍金陵的武将世家,但族中成员张如兰、张可大、张可仕、张怡等人皆好文学,在金石书画上亦有一定造诣。该家族作品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记载和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建国以来学界涉及到该家族成员的研究论文主要以其家族的文学交游、作品引用为主,亦有少量以其家族成员或作品作为重点论述研究文章。     

张友渔新闻思想浅析

张友渔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内有影响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是少数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和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过系统比较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并对舆论的构成、统治新闻的方式、社论和副刊的功能等作了详尽的剖析,其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来源之一。     

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的 1 8年 (1 889- 1 90 7)中 ,为着兴修铁路、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组训新式军队、创办新式学堂 ,曾大量引进国外人才。其引进国外人才的指导思想是权操自我 ,为我所用 ,并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空前规模的外才引进是张之洞湖广任内成就举世瞩目的近代化事业的重要支撑 ,其客观效果是好的 ,应当充分肯定 ,其缺憾是在大量引进国外工程技术人才的同时 ,未能相应地引进管理人才 ,借以学习和逐步建立起与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的近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是张之洞所办工业企业大都效益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