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语境与理论诉求

语境是音乐人类学一个主要概念.当前,音乐人类学对语境问题的否认和忽视,已成为自身生存与创新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充分理解人类学与音乐学的理念,分析传统与现代话语中的理论预设,才能积极地为人们寻求新的理论、新的理解拓展道路.人们通过对语境的反思和探讨,增强了音乐人类学家对音乐人类学语境的认识,使音乐人类学语境向更为合理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如何从事人类学研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样本选择、民族 志文本、本土实践与学术对话以及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作者认为, 人类学再研究取向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教育人类学理论、流派和方法的引进及其比较与评析性研究;教育人类学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现实的关联性研究;教育人类学方法何以用于中国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如何从本土视角探讨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以及学科发展的研究等几个方面。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当前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人类学与历史学：挑战、对话与发展

学科交叉对现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人类学在与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借鉴之中 ,它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引用到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之上 ,而是根据自己对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 ,对西方中心的各学科理论提出挑战 ,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与此同时 ,借他山之石开拓本学科的视野 ,也带来古典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本身的革命     

站在家门口的田野放歌——评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

《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是一部立足全球视野,以“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为探索路径,对“音乐人类学”进行中国化重新解读的重要著作。该书从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规范、研究模式五个层面进行有机性、结构性的思考,从西方学理反观中国音乐,提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殊途同归”的核心观点。该书以音乐为载体研究人类学,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企图为我国该学科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构想。     

田野工作、人、对话 ——试论析音乐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观点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民族音乐学,其主旨是将音乐融入到文化中来看待.梅里亚姆的著作《音乐人类学》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和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包含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此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音乐人类学.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人、文化的三重特征.本文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音乐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和方法.     

政治人类学权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一

权力研究是政治人类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政治人类学探讨权力的产生、运作以及权力与利益、话语之间的关系,本文梳理了西方社会有关权力研究的流派,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人类学权力研究有重要启发.     

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从人类学在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简要的探讨,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上讨论汉族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野.     

中国象征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评瞿明安等著《象征人类学理论》

象征人类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人类学领域一种举足轻重的理论思潮,通过研究象征符号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象征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把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结构主义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象征人类学研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众多学者不断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崭露头角,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如对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缺乏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借鉴和运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仍需突围,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学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象征人类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未能有一部既融合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精华,又适用于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特色的理论著作.     

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

在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我常常感到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在困扰着众多的东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而费先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他非常出色地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