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原因综述

目前,我国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遭遇了行政伦理困境,行政失范现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多数成员只意识到行政人员伦理,鲜有关注行政组织伦理。理论界对行政伦理困境有所关注,但是鲜有分析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因而本文就此问题将目前理论界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以探求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研究行政伦理困境的三个方向,包括健全相关法律、加大责任研究以及强化对公务员所掌控权力的研究。     

政府信用建设的伦理路径探析

诚信、公正和责任是政府信用的伦理要素,关涉着政府信用的高低。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度、组织和行政人方面存在的某些失范现象,却损害了诚信、公正和责任的政府形象,使政府信用陷入伦理困境。社会转型是这种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制度的合理性、组织的公共性不足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具体原因。对此,从制度伦理、组织伦理和行政人道德三个维度可以实现对政府信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伦理建构。     

论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行政伦理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也带来了一些伦理失范现象。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和公务员自身现代职业精神的缺乏是导致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的主要原因。公务员法的出台是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制度上的完善,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念伦理的构建。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伦理缺失的主体归因及内部防范

政府行政伦理的主体既包括各级政府机构,又应包括政府中行政人员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政伦理缺失的主体归因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价值失衡;行政主体的角色冲突;政府行政人员自身道德意识的缺失。政府行政伦理的内在制约对于行政伦理缺失的防范和制约具有长远、根本性的作用。     

政府行政人员道德化及其构建的制度途径

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是指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的道德规范过程。它既存在着理论上的必然性,更有着现实的紧迫性。理论上,个体作为"行政人员"在公共领域中出现,碍于行政人员的特殊身份,就必然要摒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念,把握好自己的道德自觉性,这就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行政人员的道德失范给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提供现实的紧迫性。由此可知知道制度的建设是建构行政人员道德化的有效途径。     

谈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体制建构

在中国情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特点,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会工作的间接专业方法,也有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本文从社会工作行政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问题、社会工作行政的对象问题、社会服务活动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生实习的双重功能问题,以及社会工作行政的伦理困惑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知识体系及制度架构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政策建议,包括:建构与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构建与完善社会工作组织体系;加快社会工作行政高级人才培育;加强对于社会工作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主体性行政人格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形态,随着人类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人格也经历了由依附性到工具性再到主体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行政人格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体性行政人格在性质上讲是主动性和受动性、共有性和独特性、持续性和变异性等多种特性的统一,而在其内部则是行政道德情感系统、行政道德准则系统、行政道德目标系统这三个要素的统一体。建构以主体性行政人格塑造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才是解决目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唯一方法。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职业伦理困境和风险产生于社会工作实践当中.然而,关于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研究却多以伦理理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思辨为方法,缺乏实践案例与实证分析;与伦理困境相伴而生的职业风险也基本上被学界所忽略.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透过“案主一社工一机构一职业”的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讨论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职业风险.研究发现,以深圳、广州社工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困境,例如案主自决还是限制、隐私保密还是公开、专业服务中的私人关系等问题,多由社会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专业伦理规范的模糊与缺失、案主在伦理中的主体性被忽略,以及社会工作者对伦理原则的认知误区等因素所导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又进一步产生出职业风险,如身心安全、行业处罚、被起诉等.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避免单独上门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熟识相关法律政策、向资深从业者学习等策略去防范职业风险.另外行业协会与政府也需要借鉴欧美、港台先进经验,结合本土文化传统,搭建本土的伦理体系,并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法制化.     

哈弗罗斯论伦理问题的转向

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哈弗罗斯从当代基督教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必须剖析现代伦理学的关注点及其问题,改变其思维方式,实现伦理问题的转向,从行动、选择转到作为能动者的人,从普遍转到特殊.不应该把行动与整个自我分开,对行动的描述,是从个体在共同体的角色中获得理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要优先于"我们应该怎样做".伦理学是关注特殊性的学科,所有的伦理反思都是相对于特殊的时空而发生.道德主体的自我也是特殊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这个"如何"只有通过观看和跟从具体榜样才能学到.这是一种变革道德理智的努力,能够在更深层次上说明特殊榜样的重要性,指出了伦理困境的本质及新的解决思路,启发我们要重视对人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