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期间募捐成功的原因探析——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为视角①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取得巨大成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武汉奇迹"的重要表现。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动的视角进行考察,"武汉奇迹"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民政府开放民众运动,给社会力量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的刺激下,国内民众空前团结,社会力量凸显,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抗战初期武汉募捐特点研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在中央、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组织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募捐的组织上,整合各种力量,成立专门负责征募的组织;在民众动员上,宣传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各种募捐运动此起彼伏,各有特色.这一时期武汉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其他地区开展征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特点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尽管当时已经宣布重庆为陪都，但是，包括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在内重要的、关键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正面战场最高决策指挥机构，都直接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与此同时，分布在战区的商界、文化界等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聚集武汉，他们与武汉民众一起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亡运动，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国民政府、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征募的组织性、动员宣传的规模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募捐运动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国统区开展募捐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了此后以重庆为中心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北伐初期广东地区的劳动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北伐初期,广东工会的左右派之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组织纠纷。对此,国民政府实际上接受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方的主张,认为纠纷的扩大可能会带来后方的混乱。蒋介石和军事当局强调民众运动的自律性及其对军事路线的从属性,企图通过对劳动运动(民众运动)进行统制来实现军事(北伐)优先,从而与中共民众运动优先的主张严重对立。对立的产生是与国共各自的革命目标相关联的,而这种对立随着中共强调民众运动为首要目标而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因此最先在广东地区出现了国共对立和分化,接着上海和武汉也发生了国共对立和分化。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加以全面整顿和严厉管制,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大为收缩,功能极度弱化,几乎沦为政治权威的附庸,与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不是"不要"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相反,执政党及其政府存在着将所有民众纳入相应团体"为我所用"的强烈冲动.政治权威对于民间组织的监管,实行党政双轨制,其中又以党为主;执政党对民间组织的介入途径,则公开和秘密并行.这种组织管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相互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活动

抗战时期,演剧募捐成为抗战募捐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广泛持久的抗战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运动。文章通过大量民国时期的新疆档案,叙述了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利用演剧开展的募捐和文化劳军运动,并分析了其历史作用。     

论新闻媒体在“伤兵之友”运动中的作用

抗战时期,伤兵问题突出.<新新新闻>、<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主流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其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新闻媒体的这些活动对于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切实推动伤兵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开募捐资格的有限扩展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负有提供针对性公共服务之义务的组织为了缓解物资短缺,直接向社会公开募捐物资的行为虽然在法解释论方面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在法政策方面,相关公共服务组织有条件地在应急情况下公开募捐,符合相关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质价值追求。赋予公共服务组织在应急情况下的公开募捐中更多的主动性,并在立法层面改进各类公共服务组织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关系有现实需求。在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与慈善组织的国家功能和社会功能衔接""限制募捐目的与标的""分段受赠"的原则有利于赋予相关组织有限的公开募捐资格,并在事前许可与备案、事中启动与反馈、全程监督三个方面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     

江西抗日救亡团体及其历史作用考察

抗日救亡团体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旨在挽救民族危亡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东南抗战大本营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其境内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并历经了萌芽和初步发展、蓬勃发展、继续发展3个时期。客观看来,抗日救亡团体在规模、实力、民众参与度、性质和党派关系等方面各异且呈现出各自特色;尤其是八年抗战中,它们始终奋战在抗战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在抗战宣传与动员、医治伤员、服务军人、救济难民、安抚后方、协助政府和军队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东南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之兴盛及缘由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和社会影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特殊贡献.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大后方的民歌民谣长期无人问津,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应从当时的文学实际出发,从历史主义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文学观来予以评价.其兴盛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创作时间持续久长,作者众多作品量大;二是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三是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四是文学形式灵活多样,精彩纷呈.其兴盛原因主要有下述几点:一是适应抗战文学需求的文学特性,二是文学社团和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三是理论界的强烈支持倡导,四是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作,五是出版界的鼎力相助等.     

论东北救亡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北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由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流亡民众、东北军爱国官兵共同发起的抗日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以宣传抗日爱国、支援东北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统战性质的救亡团体,直接参与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场运动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为推动全面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东北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中国抗战史的光辉一页。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抗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表现在多方面。如在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基础上的创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领导权上的创新、在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建设上的创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的创新、在文化战线上的创新。我们要不断从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为我国全面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拐点。在空前团结、合作、民主、进步的气氛中,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毛泽东以全球反法西斯与全国抗战的全局视野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首先,他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促进国民党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向国民党建议武汉会战实行的战略、战术;同时指挥八路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策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最后,组建新四军,策应武汉抗战,并为武汉沦陷后的华中抗战预留伏笔。     

抗战初期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原因探析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抗日救国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抗日救国,民国四川当局实行一些有利于抗日的民主政策。正是这一历史机遇,中共成都特支（后为中共成都市委）改变了抗日宣传策略,充分利用成都工人阶级的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成立了成都抗敌宣传团,积极宣传抗战,推动了成都工人运动的持续开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和后方备战。     

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江、琼崖、珠江、韩江和南路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在祖国的南疆树起了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抗击着华南地区百分之六十的日军,“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配合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对日作战,抢救了大批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南岳军事会议对日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转变对日战略,明确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二期抗战任务;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限攻势与反击”战略指导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战略思想;会议依据新的战略形势全面调整各战区规划部署并强化部队整训、提升国军战力。南岳军事会议成功实现抗日过渡时期的重大战略转变,对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团结教育的作用,使戏剧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研究和探讨当年新四军戏剧宣传与动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新四军的抗战历史,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