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往

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居民与朝鲜居民就多有交往。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朝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朝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援助朝鲜反击倭寇侵略的战略基地,同时山东半岛在西学对朝鲜的传播与中日朝商品贸易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朝鲜对外贸易结构特征及其对中朝经贸关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后,朝鲜对外贸易在中朝贸易和韩朝贸易的带动下快速增长,不仅缓和了朝鲜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形成了以用韩国贸易顺差填补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中、朝、韩三角经贸关系为特征的贸易结构。但是,中朝贸易的增长主要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一般贸易＂的增加所带动,而韩朝贸易的增长主要是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以韩国对朝援助和投资的增加所带动。因此,朝鲜能否继续维持中、朝、韩三角经贸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朝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     

战后初期美国对泰国援助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泰国国内政局不稳,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急于向美国寻求援助.但战后初期泰国只处于美国对外战略的边缘地位,因此美国拒绝了泰国的援助请求.随着东南亚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提升了泰国在东南亚所处的战略地位,确立了对泰国的援助政策.美国对泰国的援助大大加深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程度,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美国的冷战战略做了铺垫.     

1950-1960年代依存于美援的韩国经济——以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为切入点

朝鲜战争后,韩国经济在美国援助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战后经济重建的贡献,在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方面的贡献,文化制度方面的贡献及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安保环境。尽管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是出于谋求美国国内经济安定及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两种需要的考虑,但对韩国而言,美国的这种援助客观上对于韩国的战后经济复苏以及后来的经济振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即美国援助促进了韩国工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后金朝鲜“丁卯之役”原因浅析

天聪元年丁卯之役原因大致有五:政治上皇太极初登汗位,后金政局不稳,需借机提高汗权,转移国内各种矛盾。经济上物力匮乏,惟有以武力掠夺加以解决。军事上,后金处于明、朝、蒙三面合围状态,明虽败犹强,欲入关图帝业,必先清除南进之后忧,而朝鲜国力较弱,且有叛将为先导,故有先犯朝鲜之举,并以此提高后金业已低落的士气;明将毛文龙入据朝鲜椴岛,借朝鲜援助时时袭扰后金,亦为后金入关之后忧。皇太极欲图朝鲜已久,主客观形势都促使他决定“先抢江东,次犯山海关”。     

从“亡国史”系列作品看梁启超对近代朝鲜的关注

梁启超很早便敏锐地意识到朝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虽并未去过朝鲜，但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内部发展动态及其与中国乃至日本的关系演变，并写下诸多关于近代朝鲜历史发展的文章与诗作，分析朝鲜灭亡的原因，惋惜其历史文化的湮灭，以提醒中国须警惕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梁启超“朝鲜亡国历史”系列作品纷纷被介绍到朝鲜，影响和鼓舞了近代朝鲜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拯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之中。     

神秘性与特殊性笼罩下的朝鲜经济改革及其特点

在朝鲜核问题的阴霾下,朝鲜的经济改革同样是当今世界各国注目的焦点。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会影响朝鲜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从而影响到一系列朝鲜问题的解决。近几年,朝鲜的经济改革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笔者希望通过对朝鲜经济改革特点的分析,来窥视其整个经济改革的全貌。     

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

十七世纪在朝鲜兴起的实学,到十八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兴盛发展。丁若镛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朝鲜进步的唯物论哲学家,是朝鲜开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卓越的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实学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发展观影响下的国际教育援助及其发展特点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受发展观的影响。迄今为止,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社会发展 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几个阶段。在不同发展观的影响下,国际教育援助也体现出不同的关 注重点和援助战略。此外,受发展观演变的影响,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 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实现了从“硬件支持”到“软件建设”的转型;援助的方式从“项目援助”转向“部门援助”和 “计划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外援助与美国军备建设

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各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援助。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最初的有限援助到初步推行租借援助，再到租借援助规模的扩大直至定型。其间，美国军备的建设也呈一个加速度的模式进行，这为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军备基础。     

20年代初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期间,苏俄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采取强行出兵外蒙追剿白匪和坚持长期驻军库伦的作法,来占有当时主权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外蒙古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战后中苏东北问题交涉与国统区的民众运动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交收问题成为中苏间重要议题之一,但国民政府的多次对苏交涉均处于下风。而苏联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延迟撤军,加上苏军的一些违纪行为,终于激起中国民众的不满。1946年2月爆发了蔓延全国的民众抗议示威,国民政府由最初的始料不及到被动应付,并引起国际的关注。在民众运动和国际压力下,苏联最终被迫撤出东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朗问题

伊朗北邻苏联 ,南扼波斯湾之咽喉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二战初期 ,它奉行中立政策 ,周旋于英苏和德国之间 ,力图使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但终因在德驻伊人员问题上 ,与同盟国发生龃龉 ,导致盟国出兵伊朗 ,迫使其放弃中立。伊朗最终以特殊的形式 ,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苏联藉战争之需 ,在伊朗北部构筑势力范围 ,使苏伊关系日趋紧张。战后初期从伊朗撤军问题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恶化 ,成为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线     

“东方战线”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法曾经与苏联交涉、谈判,希望苏联能够在东方牵制德国,对德作战,形成两面夹击德国的局面.“东方战线”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东方战线”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苏联出兵侵占西部邻国领土不应该被看成是建立“东方战线”.     

同声异气：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

1953年朝鲜停战后,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未能就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达成协议。尽管如此,至1955年底,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已将大部分军队从韩国或朝鲜撤离。1958年2月,朝鲜和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军队将于年内单方面从朝鲜撤离完毕。10月26日,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中国,撤军行动完成。表面上看,中朝宣布并实施这一撤军行动,旨在迫使联合国军也从韩国全部撤离。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单方面撤军却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原因。中国撤军方案的形成过程反映出1950年代中后期中国、朝鲜以及苏联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从毛泽东主动向金日成提议全部撤军、金日成先后提出两套撤军方案、中国对于撤军方案的取舍和修订、待苏联同意后毛泽东才答复金日成以及并非全部志愿军留驻中国东北等细节中可以清楚读出,在中朝＂团结友谊愈臻巩固＂的话语背后,各自利益的不同考量与诉求。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论朱古达战争的性质

前苏联和我国史学界过去把朱古达战争作为罗马史的衬托 ,这种看法有欠公正。朱古达战争的性质 ,初始为努米底亚国内的王朝统一战争。朱古达完成统一后 ,罗马元老院出兵干预 ,继而使朱古达战争演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战争。朱古达本人并非是个人野心家 ,好战狂人 ,而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     

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历史作用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扩大了统一战线,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发展了三民主义,指导了两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现,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建立国民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迫于军事、经济压力和政治上倾向进步，冯玉祥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急欲培养壮大能与奉系军阀抗衡的亲苏力量，扩大其在华的影响。于是冯苏关系迅速升温，苏联政府对国民军进行了大量武器和军队经费等方面的援助。虽然双方进行的是有条件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合作，但却迅速增强了国民军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动了大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