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

本文通过对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几个方面,如洞窟建筑形制的规则化、一窟内经变画的大量增加、经变画新题材的涌现、维摩诘经变中的赞普礼佛图、屏风画与经变画的结合、供养入画像的变化等现象的初步分析,认为吐蕃统治下石窟艺术因历史时代的改变而发生的相应变化,反映出艺术与历史时代的深刻关系。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

目前关于吐蕃时期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存世较少,除了敦煌石窟中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外,尚有断代在9世纪前后的吐蕃风格的绢画,以及遗留在中亚和青藏地区的部分岩刻画.有鉴于此,青海都兰以及海西吐蕃墓葬中的棺板画即是吐蕃时期珍贵的绘画资料.本文利用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对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的内容和题材进行了详细考证.证明这一时期的吐蕃绘画风格深受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整个藏族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五

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出现了一种特殊而又典型的组合形式,即在崖面的同一条垂直线上,上下两个洞窟与崖顶土塔形成一组整体性建筑,作者暂称为“塔、窟垂直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晚唐时期,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关于这种形式的来源一直未能确定.文章通过对藏经洞出土纸本绘画P.T.993《吐蕃寺庙图》、莫高窟第361窟药师经变、东嘎石窟宝楼阁曼荼罗、桑耶寺初建史及同时代的印度寺院建筑形式的考察,结合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莫高窟这种塔、窟垂直组合的新形式,应是受吐蕃本土的影响,其建筑涵义来源于密教中的“宝楼阁”,建筑形式最初可能来源于印度,并带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样式”特征,或可定名为宝楼阁式石窟建筑.     

《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

吐蕃僧诤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次僧诤事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吐蕃僧诤记》作者认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导致汉僧一万在论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在引用作者原语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史料,逐一点破他的论证过程,并认为吐蕃僧诤的结果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符合宗教适应社会发展这一规律,而与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毫无关系.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综述

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其他各期石窟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题研究论著出版.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就敦煌吐蕃期洞窟的研究,通过分类的方法,分别就综合研究、洞窟营建史、分期、洞窟个体、专题(如单个图像等)、榆林窟第25窟研究、莫高窟第365窟汉藏文题记、画风、供养人图像与服饰、经变画专题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回顾并就吐蕃期石窟研究的特点作了总结.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吐蕃统一政权韦氏家族探究

吐蕃统一政权是藏族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放异彩的时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吐蕃贵族在吐蕃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韦氏家族在吐蕃贵族中极其显赫.韦氏家族成员几乎贯穿了吐蕃政权的始终,对吐蕃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嘉绒藏族传统服饰变迁述论

嘉绒藏族传统服饰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与藏族、汉族及其他民族服饰有何联系与区别?文章借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对隋唐前后、清代以及新中国建国以后几个关键的历史阶段进行考察,探讨了嘉绒传统服饰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原因,认为文化传播、社会制度变革和转型、经济发展水平是导致嘉绒服饰变迁的三个主要因素。     

雄龙西南古民居经堂壁画调查与初步研究

雄龙西南古民居经堂壁画以宗喀巴大师生平故事为主要题材,绘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兼客了汉藏民族及印度地方三种绘画的优点和长处,其对研究清代壁画题材和相关佛教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论东女国的经济生活

东女国是沟通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当然,在唐朝和吐蕃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习俗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加之东女国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东女国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旅游品牌,它在振兴西部经济的伟大战略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鼓手"作用.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安多藏族地区的金石碑铭

安多藏族地区散布有大量的碑刻铭文资料 ,它们涉及了本地从唐代直至如今的历史、经济、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对这些碑拓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它们的重要性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 ,藏文古籍文献 ,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 ,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