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索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逐渐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时代,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采取分类分层的办法,健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分析——以天津为例

深入了解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天津市贯彻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目前,1.25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退回农村,他们长期的“城乡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农民工问题时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出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可行路径与对策建议.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边缘化。本文从职业理想、自我意识、社会适应力、身份认同、心理压力等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思想状况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工作介入——以D市为例

通过对D市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主体性的"市民化"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并认为"市民化"的重点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场域中,同时社会工作的赋权将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是解决农民工主体性"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