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 --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

20世纪20至30年代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运动的实质,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集结为信用团体单位,减少借贷的交易费用,从而把现代银行和国家金融机构吸引到农村的金融活动中来,形成以金融为切入点改良农民经济的模式。这场运动对农村经济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由于借贷的条件所限,义赈会的资金主要为条件相对优越的农民所利用,导致了合作贷款的中农化。当合作社模式被国家政权推广为主要的农业政策时,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产生了根本的困窘:国家有责任却没有能力向全部农民放贷,无法避免贷款的广义中农化,导致了合作运动最终在中国消失。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事业与农村经济——以河南省为个案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衰微。为了挽救农村危机,合作运动应运而生。河南合作事业在政府的主导下,采取优先推广策略,形成了以陇海、平汉交叉的"十"字型布局,离铁路沿线越近,合作社分布越密集,越远则越少。随着合作贷款的下发,对于缓解农村金融、维持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虽然合作事业在推行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毕竟开启了政府救济农村的进程,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家庭融资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数字技术发展和人口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选择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数字金融活动参与降低了农村借贷双方的借贷成本;人口资源配置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省内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带来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其借贷需求。     

农村合作运动与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变迁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对四川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合作贷款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资金的匮乏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特产合作贷款使特产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较大的推广,促进了四川经济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并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低利率的合作贷款有效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借贷结构,是传统乡村社会借贷关系向现代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论略

金融制度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日益重要,近代中国尤其如此.农村合作金融作为现代农业金融的一环.在整个金融体制中,实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以小农经营为主体、农业经济占整个国家经济最大比重的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更显示其重要性.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在总体上是一场农村信用合作运动.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经历了从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农业贷款制度-合作金库制度的不同阶段,体现了各自不同特征.考察这一历史,对我国重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应不无裨益.     

抗战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及其特点

中国合作金库的建设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合作运动而兴起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看重,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力推合作金库的建设,使之进入了一个以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构建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时期。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直接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近则促进农业生产,以坚持抗战,远则振兴农村经济,以实现“民生主义”。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战时环境下,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虽然出现了一个连续几年的发展高潮,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农贷的增长,有利于抗战;但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与制度的缺陷,使其深层矛盾无法破解,并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一系列特点,最终大后方合作金库的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     

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合作运行机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为中心

中国合作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救济农村衰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促进下,农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机制,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体系,基本完成了合作运动的顶层设计。为促进合作运动,地方政府始终关注合作组织的登记许可、业务管理、资金融通等事务,并给予切实指导。陕西采取分步骤、分地区推进合作运动的策略,开展合作教育、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截至1937年,有70个县组建合作社、互助社、合作预备社5 988个,拥有社员约25万人,覆盖人口约125万人,合作运动改善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用积极。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被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所困扰 ,国民政府于 192 7— 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其实际收效则微乎其微 ,到后来甚至成为了乡村豪绅压榨农民的工具。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简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但没有得到执行;为增强战时国家财政统筹力量,1942年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规定了县和乡镇自治财政的各项内容;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地方财政逐步剥离出来,但由于强化统治,使得地方财政的整理变得摊派横行。     

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问题及对策

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的退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收缩及职能的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滞后 ,使得我国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整体功能受到削弱 ,而非正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又由于自身固有的缺陷以及政府的打压而难以有所作为 ,农村金融体系呈现萎缩状态 ,不能适应“三农”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 ,一方面必须调整正式金融安排的结构 ,对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农村合作金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 ,建立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 ,引导和发展民间金融 ,使非正式的金融安排能够有效发挥补充和辅助作用。     

辽宁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辽宁农村金融已基本形成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制金融为主体,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为补充,以保险公司、担保机构为辅助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跟全省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相比,农村金融机构仍显单一,营业网点稀少,因缺乏与需求相适应的风险保障机制,农村和县域资金外流数额较大,现有支农金融机构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内外部发展环境还没形成。要充分认识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制定扶持政策,薄弱环节要特殊考虑。明晰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结合,功能健全、资本充足、服务完善、有序竞争、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形成金融支农合力。加强农村金融软硬环境建设,突破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托已成为金融服务＂三农＂绝对主力的省农村信用联社,创建辽宁农业综合金融控股集团,汇聚财政和社会资金,发挥战略推动和示范带动作用。     

农村合作金融合法化发展的社会资本解释

在对农村合作金融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应用社会资本理论,从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角度对农村合作金融合法化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进行解释。认为农村合作金融合法化应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应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体系,应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进行必要的管理。     

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如火如荼,但相对于整体金融业的改革步伐,农村金融改革仍显滞后,金融制度的安排并没有深刻的变化。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形成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已成为各方的共识。本文从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及合作金融等方面,对形成竞争性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了一定的设想。     

农村合作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分析——基于存量与增量的二维视角

2007年8月海南农信社省联社的成立,标志着农信社新管理体制框架基本成型。为更好地促进下一阶段农信社改革及整个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该文在分别对农村合作金融存量与增量作出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难"与"增量发展受阻"的深层原因,并对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被“抑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

通过对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发现政府管制直接或间接增加了互助社的成本;互助社缺乏来自财税部门的支持而无法享受足够的财税优惠政策;互助社缺乏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而无法开展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虽是个案,其意义却未必只是个案,本该被＂鼓励＂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受到了不小的＂抑制＂。政府适当放宽监管、加大扶持,才能使农村资金互助社更好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共生关系现状及深化研究

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还可以形成一种基于各自核心专长的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构建和深化这种共生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共生单元自身的盈利水平和发展能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的整体功能。当前,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在共生合作中还存在着共生模式不完善、共生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正向共生环境营造不力等问题,影响到共生效应的发挥。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共生单元质量,积极改进共生收益分配机制,全面营造动态正向共生环境,不断改善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共生能力,巩固和深化二者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关于合作金融发展问题的思考

国际合作金融理论发展与制度创新,给了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我国合作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进行体制创新,走合作制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建立公司法人制度,完善经济法人治理结构,对原有信用合作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及其他配套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