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近代翟城村自治述论

乡村自治作为近代地方自治运动的产物,起源于直隶定县的翟城村。民国初年,翟城村自治在政府与乡绅的双向推动下启动,促进了传统乡村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伴随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的推行,翟城村的自治制度形式发生了转捩。虽然翟城村自治以破产而告终,但其历史特点值得我们在推行村民自治的今天加以重视。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

《东方杂志》是民国时期著名报刊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刊登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围绕"乡村地位重要"、"乡村建设必要"展开论述,在乡村土地、教育、合作、自治、引进人才以及金融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种种建设方案和构想,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反映出社会对乡村现代化问题的普遍关注,成为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窗口,也为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民国初年的地方公产管理制度改革——以1912—1926年的江苏苏州为中心

公款公产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施行后形成的特殊产物。1914年,地方自治制度停办后,公款公产的管理方式出现分化。20世纪20年代,江苏省先后两次改革公产管理制度。通过考察公款公产及其管理制度的嬗变,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变迁的全面认识。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近代客家乡村地方精英的结构与素质探析 ———以毛泽东“赣南农村调查”为中心的讨论

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中,学术界向来认为城乡二元格局下乡村文化资源的流失难以避免.通过对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在赣南农村调查等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发现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赣南客家乡村,当地乡村文化人的居留去向未有明显趋城离乡之势,基层社区的文化人在量上不是减少,反而多有增加,其地位虽较传统社会时期有所下降,但拥有知识资源的文化精英仍是赣南客家地区社会精英的主体.近代乡村精英素质的“劣化”,与精英个体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素养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这一群体的变化,主要是源于清末持续于民国的政治、文化上的制度性变迁.     

地方自治与清末民初山东的政局走向

作为"立宪之根本"的地方自治在清政府、地方督抚、士绅及社会各界的多向推动下,经历了由思想萌动到政治实践,由局部试验到全国规模的政府倡办阶段,并延续至民国初年。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山东积极而有成效,推行地方自治又以济南之历城为先。选取山东地方自治作为解剖点,可由点及面地了解中国地方自治的历程,有助于深入探讨清末民初山东政局的走向,且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传统中国农村的社区管理及其启示——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为例

长久以来,学术界关于传统中国农村的社区管理的认识分歧较大;毛泽东八十五年前(1930年)所进行的著名"寻乌调查",就清末民初江西南部寻乌农村的社区管理展示了详实而生动的内容,为我们准确解读与认识传统中国乡村社区管理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梳理与研究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社区管理的具体内容、经费来源、管理绩效及其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村民自治及其新农村建设不乏许多有益启示。     

论清末民初联邦思想

20年代初联省自治思潮和运动是清末民初联邦思想潜滋暗长的结果.联邦思想是清末部分资产阶级人士为将来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所作的构想.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物,联邦思想在当时具备一定的进步意义.     

“都市化”：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青岛模式

20世纪三十年代,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在市政府的主导下,以城市为标准和起点,有意识地培育乡村现代化,缩减城乡差距,“埋头苦干”,促进了乡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被誉为“都市化”模式。这为乡村建设派认识处于争议中的乡村与都市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范例,对当今新农村建设亦不无借鉴意义。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乡村建设运动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比较与启示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方探索了拯救农村和中国的途径，但由于那场运动在其时代背景、建设起点、指导思想、建设目标、领导力量、建设主体、影响范围等方面，都无法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因此难免失败的命运。但是，从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和结果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启示，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最终胜利是非常有益的。     

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清末西学东渐,新思潮对朝野上下影响巨大,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到民国初年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民国政府也试图通过乡村的自治实现现代化,其举措却背离了现代乡村民主自治的精神。清末民初的乡村治理实践对于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值得镜鉴。     

建设和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

目前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需要拓新思路。如何让“社会权力”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要统筹兼顾,精心谋划,有的放矢,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试论清末民初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及其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潮的一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最早出现在清末，“五四”后至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其标志是出现了专门的教育团体——国家教育协会和专门的学派——国家主义教育派。清末民初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从内因上看是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外因上看则是受日本和欧美同类思潮的影响。该思潮对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特别是对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彭禹廷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

20世纪20至30年代,彭禹廷以其对乡村社会的独特认识,为振兴地方而创立了包括“自卫”、“自治”和“自富”在内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家乡镇平县率先示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对社会变革重心的错误认定、“三自主义”理论的理想化以及外部环境的约束等原因,其自治实践最终失败。     

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土家族地区农村民间信仰传统的变迁——以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土家族在清代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实施进程中逐步的“汉化”,并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主体的民间信仰传统.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制推行破坏了传统民间信仰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和村落内部的文化结构,动摇了传统民间信仰的村庄基础.在政府的推动下,乡村社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民间信仰替代形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出现了祖先崇拜为主体的传统民间信仰形式的复苏,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变异以及西化的教派教支泛滥发展的现象.三足鼎立的民间信仰格局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