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对建国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体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即50年代的草创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期。这两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性追求和规范,前者体现了"学科"规范,后者体现了有限度的"学理"规范。文学史的书写呼唤着新的现代性理念,那就是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新的文学史观念。     

艺文理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隔的发展取向。一种是从广义社会变革视角出发去透视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一种是从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前者我们称其为一般社会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后者我们称其为艺文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在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学变革倾向的相互纠结和绞缠一直都存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艺文理性变革倾向，发掘其存在的必然机制，不仅对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认识有意义，也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论斯宾诺莎哲学的反思结构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隐含着一种反思结构,反思的前提是“真观念”,其内容是“观念的观念”。观念的演绎体系构成了反思的基本结构,反思方法本身就是知识和真理的一部分,几何学证明则是这种反思结构的表达形式。     

文学史方法论

“武断”地选择“历史瞬间”的情况对于史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的真实包含了对历史理解的真实，也包含了理解上的“偏见”。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其理解和解释有着特殊规定性：它既是客体中心主义的又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它必须是审美的；它必须具有社会学的品性；它必须尊重前人的理解和解释，但又不受制于前人的理解和解释；它还必须具有文化学、人类学的品格。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而论，文学史的理解和解释永远需要不断重写，而非改写，每一代文学史家面对文学史都有自己的兴奋点和观念域，都有不同的困难和问题。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