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的跨文化解读

猫头鹰是中西文化谱系中凝定着特定审美经验与象征喻义的文化意象。文章通过对猫头鹰意象的原型解读,跨文化地探勘了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所蕴藉的知识分子从叛逆到批判的精神谱系;深度阐释了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的象征意蕴、文化差异以及两者的心灵契合和话语共鸣。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巴黎的忧郁》中的浪荡子形象

"浪荡子"是一个极具波德莱尔气质的美学概念.继<恶之花>之后,波德莱尔在其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更为"自由、细腻、辛辣"地阐释了"浪荡子"这个美学形象.本文通过<巴黎的忧郁>,具体分析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形象,揭示其美学特征和文化意蕴.     

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

李贺和波德莱尔是生于不同国度且时间跨度近千年的两位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些共同的趋向,但又同中有异。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在主题上,李贺表现出苦闷情怀,波德莱尔展示出忧郁主题;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李贺主要是集体式象征,而波德莱尔则单一象征和集体象征并用;在美学风格上,二人都以非美为美,但李贺以诡艳为美,波德莱尔以丑恶为美。这些异同既源于文学观念自身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与诗人独特的气质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渊源。     

比较李金发与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忧郁情结

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与波德莱尔在他们的诗歌中均表现出忧郁这一重要特征.两位诗人都运用了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死亡"来表现他们的忧郁情结.李金发写死亡,可以清晰感到他的忧郁,他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表现个人的忧郁情感;波德莱尔是自然地诉说着死亡,与人们交流着死亡的经验,他诗歌中的忧郁充满思辨和哲理,是一种时代的批判.他们诗歌中的忧郁情结都是他们身世经历的一种显示.     

自我内省中的苦闷——论《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的情感价值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表现的是革命退潮期知识分子的苦闷。由于这三篇小说进入到时代的心理情绪的深层,描写了彷徨求索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压抑与躁动不安,由于鲁迅对人物性格情绪化的描写所产生的使人情感共振的效果,因此对这三篇小说的研究也就集中于对作品主人公苦闷的情感价值的评价上。文学作品人物情感价值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肯定人物乐观的情感,面对人物苦闷感伤的情感大都是批判否定     

论《野草》的象征体系

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有一半以上的篇章采用了象征的表现方法,带着鲁迅自己的个性特点自成体系。下面就《野草》象征体系的构成、层次、特点作简要的阐述。《野草》象征的构成文学象征侧重于理念的阐发,表现人的主观内心世界,但它又不是直抒胸臆和抽象说理,而是通过对有物质感的事物描写,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具体物象和作者心灵的东西融为一体,就是文学象征的构成。鲁迅的《野草》集中表达了他在思想转折关头、既奋斗、探索又充满矛盾、苦闷的内心感受,他采用象征的表现方法,把自己的这种内心     

民族历史观照中知识分子的“交集’’——从张承志的散文看其对鲁迅的再阐释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当代作家张承志的散文《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是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民族历史观照的“交集”,既包括张承志试图从鲁迅身上寻求知识分子立身的精神资源,延续之后的“再阐释”也表达了全球化过程中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话语。     

至善的文化幽怀——《野草》伦理精神价值探析

散文诗《野草》灌注了鲁迅全部的哲学爱憎,也是鲁迅全部人格的隐喻映现。如若以伦理学为观照视窗,则可以发现,散文诗《野草》以深晦幽隐的风质内在地体现了鲁迅崇高的伦理真怀,鲁迅在《野草》中积极地表达了其"正当"的"必要恶"情怀,也隐伏地揭摅了他伟岸、全善的道德人格光辉,此外,在大面积沉郁风格的文字背后鲁迅在《野草》中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按摩"与休憩,其中便有他"内曜"终极幸福的亮色闪光,《野草》为卓杰的伟人之所以世纪伟大的至善人格提供了一份伦理精神价值上客观不偏的文本化诗意确证。     

谈谈《野草》的风格与思想倾向

鲁迅的《野草》收散文诗计二十三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发表在期刊《语丝》上.对于《野草》的评价很不一致,但总的来讲,多半认为它的主导思想倾向是反抗战斗的,只是也有消极的一面,即夹杂着灰色暗谈的调子,流露出作者苦闷、彷徨、颓唐的情绪.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下面引鲁迅自己的文字来探讨一下:     

湘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湘籍革命家群体 ,是指五四运动以后形成的出生在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 ,既是初生茅庐的牛犊 ,又是饱学之士 ;既是同声相求的同学 ,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既受湖湘文化的浸润 ,又受马克思主义的哺育 ;既以湖南作为主要舞台 ,又在全国各地乃至外国施展才华。他们从组织和理论方面 ,为全国建党做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甚至对确定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走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及其发展前景

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民汉合校的演变过程,认为在民汉杂居地区,建立单一的民族学校有明显的弊病,如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脱离社会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等.指出在新疆民汉合校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民汉合校中所存在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协调反垄断法与价格法关系的探讨

反垄断法和价格法都对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调整,因此对这两部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之间既存在着冲突也存在协调关系。为协调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之间的冲突,应该明确两部法律各自的价值取向;在两部法律中规定相衔接的价格违法行为界定标准;在两部法律中规定相衔接的价格违法行为调整方式;利用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与价格法相关内容进行衔接。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文理通医道:中国文论与中医的关联性思考

中国文论和中医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源于上古社会的巫风巫俗,都是广义上的人学,两个领域有许多共通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两者把握世界、领悟对象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都重整体观照、富有生生意识,都有重固本、重意会的精神。中医和中国文论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诗性精神。     

协调反垄断法与价格法关系的探讨

反垄断法和价格法都对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调整,因此对这两部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之间既存在着冲突也存在协调关系。为协调反垄断法和价格法之间的冲突,应该明确两部法律各自的价值取向;在两部法律中规定相衔接的价格违法行为界定标准;在两部法律中规定相衔接的价格违法行为调整方式;利用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与价格法相关内容进行衔接。     

云南高校与东盟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选择

云南省与东盟的科技合作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云南高校应抓住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正确认识自身特色优势学科和项目,挖掘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扩展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期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实现"双赢"。     

探析张载建构之气与二程建构之理

张载、二程分别围绕气、理建立了他们的哲学体系从而创立了关学和洛学，两派大本一，共同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气、理的共性。气、理都是本体，它们的共性主要表现在都既是存在的，又与用相统一；既具有性体义，又具有心义。后来的哲学家们基本上沿循了气、理所奠定的这种本体意蕴。     

论生命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启示

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已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重要课题。历史上中西方有关生命的思想为理解生命、完善生命构建提供了参考空间,也为开展生命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梳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思想、西方哲学中的生命思想,挖掘和借鉴其合理成分,为今天的教育提供指导。     

论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与社会工作创新

群众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社会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面临新的社会形势,群众工作与社会工作迫切需要创新。将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与社会工作创新结合起来探讨,一方面有利于群众工作的创新;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