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从标出性看中国新诗的走向

随着古典诗歌的逐渐式微,二十世纪初期,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表意系统。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因语言的标出性降低,而导致诗体确立困难重重。标出项要足够标出,才能确立自身。中国新诗在元语言性与诗性相互冲撞的漩涡之中沉浮,但未来新诗的出路,仍在于其标出性的强化。     

论闻一多新诗韵律与诗思的对应关系

闻一多在新诗创作中注重发掘诗歌形式结构的内在意蕴,在一些作品中将形式与内容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在另一些作品中则通过内蕴主题与外在诗式的对立来扩大诗的张力.他在新诗韵律选择及韵的安排与转换方面均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实现了语言形式与诗情诗意配合无痕的艺术目标.     

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

老舍将抗战看作是其新诗创作千载难遇的机会,共赴国难、以血涤辱,成为老舍抗日新诗创作的基点.老舍的抗战新诗描绘遭到日寇蹂躏的国土,描绘民众奔赴前线、抗日战士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情景,还揭露讽刺了消极抗战借机发财的现象.长诗《剑北篇》成为抗战历史的鲜明生动的记录和写照.老舍的抗战新诗呈现出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的倾向,采取通俗化多样性的形式,呈现出要将新诗写得“俗”的追求.老舍的抗战新诗也存在着缺乏诗歌意境、缺少诗意的缺憾.     

穆旦诗歌语言反讽特征论

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不同层面的反讽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不同的形态:修辞反讽形成了所言非所指的语言形态;浪漫反讽形成了含混多义的语言形态;新批评反讽与后现代反讽则形成了穆旦诗歌语言知性特色。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与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形成了对接。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中国新诗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传统所谓的“中外诗歌交流”，除了像胡适、周氏弟兄等人的尝试的热情之外，现代传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它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作为文学之一种，新诗全面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也属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化过程中，诗歌本身就是变化最为剧烈的文学类型，它理应对社会变动带来的刺激作出最为新鲜和强劲的反应。大众传媒的兴起恰恰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和鲜…     

诗歌语言的魅力与翻译的传神

本文分析了诗歌语言的特征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诗歌语言不仅具有简洁性和用典性,而且允许在句法和词法方面可以破格。译诗时必须注意诗歌语言的这些特点,使译诗在语言方面能接近原诗。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