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并结合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地区差异,最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纵向数据系数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东部地区发展规模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均是导致不同地区服务业经济规模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我国研发投入要素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化特征

文章采用泰尔指数法对我国研发投入要素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时空跃迁法对我国研发投入要素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的区域差异具有不同的发展态势,区域间差异是导致地区总差异的主要因素,区域内中、东部地区差异最大;我国研发投入要素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不断增强;我国研发投入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且以低-低水平"集聚"为主要时空演化特征;我国研发投入的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强,具有高度的路径锁定特征。     

我国专利产出的计量分析

通过建立和分析我国专利产出的计量模型,验证了专利活动也是一种以投入人力和资金来获得产出的经济过程,反映出我国在专利活动领域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但是人力资源总体上呈现为同质型人力资本、在宏观层次上市场需求的拉动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创新动力的重要来源,政府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专利产出水平的建议.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并借助QAP方法识别了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空间关联表现为多流向、多线程的典型网络结构形态，但整体网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各省份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数值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北京等8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江苏等7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上海等14个省份在网络中扮演着“中心行动者”角色。（3）各板块间的空间联系紧密程度由较为疏松趋于较为紧密，协同、联动效应有较大的提升，但同样存在着非均衡、逆向溢出的问题。（4）地理位置相邻、信息化水平差异、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市场开放程度差异、政府创新支持力度差异对空间关联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状况差异对空间关联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系统,测度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采用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对其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呈现“双核独大”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耦合共生水平低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耦合共生水平,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规律

文章基于“双循环”视角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测度2001—2020年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分别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空间Markov链分析法揭示其相对差异和来源、绝对差异和动态分布、纳入空间因素的内部状态转移特征和相邻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处于不便利状态,且具有明显非均衡态势,总体差异呈缩小态势但依然显著,其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除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外,其余综合经济区内部绝对差异扩大;除北部沿海和大西南外,其余综合经济区不存在极化现象;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存在拖尾现象,但呈现收敛态势。贸易便利化水平状态转移显著受相邻省份影响,高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正且贸易便利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低水平省份对中低水平省份溢出效应为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及时空分异

文章从“内在逻辑”和“外部动力”两个维度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模型,利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两大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二者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动态演变特征及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两大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在时间上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级分化分布格局;从时空演变来看,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且初步实现了高级耦合协调,在空间上呈现“东升西降、南高北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类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力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两大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最大。     

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结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特征，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区域差异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区域内部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数字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以“低低”聚集为主，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强；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通达性和非均衡性，各省份之间空间关联较少，但彼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相互联通，网络整体的抗毁性和稳定性较好。     

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文章立足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莫兰指数法测度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态势，但四大地区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依次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在空间层面，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且在大部分地区内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此，应扩大数字供应链金融规模、改善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结构、提升数字供应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以此赋能数字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