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异质性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构建农村创业活跃度指标并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农村的创业活跃度;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存在省际层面的异质性,在城镇化进程、农村金融发展、农村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等宏观外部环境越好的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创业活动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与西部地区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单一门槛特征。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和医疗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但对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减缓和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而对医疗贫困减缓的影响,在跨越单一门槛值后反而具有较大的抑制效应。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50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

基于2000-2012年陕西省50个国家贫困县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距动态面板方法,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贫困县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金融资源流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减贫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效应都高于金融发展效率;贫困地区呈现较强的贫困惯性,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政府财政支出是贫困减缓助推之力,而收入分配不均明显阻碍了减贫进程。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资本边际产出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使用1981~2009年的数据来测算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海南和重庆)的资本边际产出,其次从全国角度、区域角度来对其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使用1981~2009年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全国和西北地区资本边际产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全国的影响因素与西北地区的影响因素不一致。第二,西北地区劳均资本与资本边际产出也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与资本边际产出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这都与全国情况相反;全国对外开放政策指数与资本边际产出成明显负向相关关系;西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对外开放政策指数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的消费升级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这两种机制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32个行业面板数据

在国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讨论Mar外部性和Jac外部性对产业发展的不同作用,探讨在实施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寻找陕西产业发展思路。利用陕西省3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陕西省产业专业化程度和产业多样性对陕西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中的Mar外部性和Jac外部性对产业产出均有较强的影响,但作用方式有所不同,Mar外部性对产业当期产出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滞后一期对产业产出有较显著的负向作用;Jac外部性对产业当期产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滞后一期对产业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产出与前期产业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产业产出与劳动力的当期值有正相关,产业产出与资本及资本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经济环境对陕西产业产出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