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机制

鉴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探讨,依旧盛行"社会变革影响论"、"继续革命论"、"世界思潮影响论"等外在影响研究,因此有必要从心理机制角度重审之。事实上,人文启蒙无效体验、苦闷之顶后的力量爆发,以及以政治启蒙来为人文启蒙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转向新的人文主义形态即革命人文主义,此三者乃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动因与目的。唯因如此,从人文启蒙到政治启蒙,从弃医从文到弃文尚武的转变,才更符合心理规律与历史真相。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性爱思潮与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

本文从性爱思潮的角度考察了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过程,并揭示了现代性爱思潮与启蒙思潮的动态关系。作者认为,性爱思潮的兴起是“五四”现代启蒙最重要的原动力,其中所蕴含的个体主体性则构成了现代性爱的启蒙哲学指向。性道德的现代转型指向了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它标志着“五四”启蒙哲学的深层结构的形成。这种深度启蒙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实践中遭遇到道德两难的困境。灵肉一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引发了启蒙思潮向“左”的转向,另一方面也构筑了20世纪20年代性爱思想永远令人感动的人性风景。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王船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的冲突

<正>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激烈变化的时期。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西方科学文化的东渐,     

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本文就一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作了反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一传入,其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后来的对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二者之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科玄论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     

《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

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接受与回应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全新视角。现实遭际的困顿、对儒林和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切体悟,促成吴敬梓接受从明中后期王学左派、明末清初黄顾王三大思想家及清初颜李学派等所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浸润,继承并发展了人文精神的传统,以主体精神感悟人生,以批判眼光审视儒林和社会,以探寻精神摸索出路,以小说创作宣泄激愤与悲悯,绾结于健全民族精神的公心。这种启蒙思潮的思想质愫渗透在《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中。从对王玉辉、杜少卿、沈琼枝、市井奇人诸形象的新阐释中可显现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诸如抨击以理灭欲的理学弊端,探索冲决羁络挣脱桎梏、人格自立自适精神的出路,崭露平民化、世俗化的自由平等观念等。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试论明末清初思想家启蒙思想的局限性

<正> 在我国,明末清初的思想运动常被称之为启蒙思想运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常被称为启蒙思想家,而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启蒙思想特点的分析.列宁把十九世纪俄国启蒙思想的特点概括为: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第二,“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西化”;第三,“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     

东方启蒙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关系

东方启蒙运动肇端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相生相伴。东方启蒙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错综交织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文学中有生动的表现,东方启蒙文学就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这从东方启蒙文学的创作主体、主题和题材可以得到充分的论证。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人文关怀辨正之三：“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的统一

现代西方哲学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划分容易给人造成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是两码事的错觉,而学界对自然科学是否具有人文关怀也颇有争议。其实,人文关怀是"有人学说"与"无人学说"相统一的关怀。"人文学说"与"人文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说所左右时,就会产生人文失调或人文危机。     

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对两浙文化传统的承传

本文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浙江新文学群体的传统文化渊源,认为积淀深厚的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两浙文化传统对中国新文学"浙军"施加深层影响,遂有后者新文学意识的尽速自觉,并为其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作出广泛建树.主要表现在:(1)自宋、明开启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新文学"浙军"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在五四启蒙话题中有显在表征;(2)两浙文人的文体革新意识对新文学"浙军"产生潜在影响,使其在创建新文学诸种文体中见出效应;(3)两浙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人文传统造就两浙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文风.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论”质疑

当代学者不少人按照列宁关于启蒙思想运动的三个思想特征来分析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按这三个特征,也难以得出启蒙思想的结论。 第一、关于对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怀着强烈的仇视。     

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政治思想

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出现于明末清初 ,集中体现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受西学及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构建了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 :以限制君权为根本 ,以富民为目的 ,以倡民权为前提。充分肯定这一启蒙范式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对于了解中国民主思想的演变是非常有益的。     

清初启蒙思想简论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其救国赴难的高尚磊落行为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天崩地解”、民族沦亡的时代危机感召下，由从事武装抗清、救亡图存，到从思想文化上探求强国固族之路，共同把目光聚焦于思想启蒙。他们的启蒙思...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中的民粹主义思想

"五四"是一个各种思潮激荡的时代,在救亡图存的危机背景下,民粹主义被引进国门.作为一种思潮,尽管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两者的相互纠缠和对立常常令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但"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口号还是在他们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发展为"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社会实践,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