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理想图景建构的开山之作——《汉语法学论纲》研讨会综述

当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之时,中国传承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法学成果也遭遇了西方现代法学的挑战。百余年里,一代代法律学者为了中国法学的现代化、世界化而辛勤耕耘,成果显著。然而,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未有理想的解答。著名法学家邓正来先生曾于2005年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先生指出,"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他进而说明,没有理想图景,就无从把握中国法学在急剧变迁的中国和世界背景下的发展方向。邓先生     

权威与信任：法治精神的内核

证实树立法律信仰的命题是困难的。法治精神的内涵是确立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构建，需要具备论证其统治“正当性”“合法性”的理论完整性；同时需要表现为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自愿服从。法律信任是构建法律权威的心理基础，法律信任是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取信于民的得以实现的。分析实证法学无法解决法律信任问题。树立对法律的信任是当下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社会心理层面应当首先关注的问题。     

关于法律价值若干问题研究

在西方,“法律价值”这一概念很早就出现了.法律价值问题得到普遍重视是20世纪的事.价值法学在西方是以价值学为背景,是与实证法学相对而言的法学研究倾向.这种研究在近代才流行.我国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的事.最初引进这一概念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近几年的研究表明,“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并非资产阶级专有,它本身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题中之义,是树立正确法律观所必须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罗斯科·庞德的话,“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法律价值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对法律价值的研究中几个倾向性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吴经熊法学思想中的西方与东方

吴经熊作为近代中国"现象级"的法律精英,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吴经熊本人受过西方系统的法学教育,对中国文化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期许为"超越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吴经熊早期为人为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他中年之后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法学研究,也被解读为是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严重挫折后的转向。可是我们检视吴经熊早期的法学作品,发现其法学思想中仍包含很多东方的元素,甚至有"中体西用"之嫌;在对待西方各法学流派的态度上,吴经熊选择性地接收了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实用主义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法哲学思维有会通之处。他中年之后致力于东西方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或许正是为了从基础做起、真正"超越东西方",最终实现中国法的"文艺复兴"。     

古典自然法学说的经验难题与逻辑困境——以法正当性问题的道德面向为视角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问题,关乎法律价值、法律理念、法律文化、法律权威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其中的要害在于法与道德的关系。在形塑西方现代文化风格的启蒙时代,古典自然法学说是针对该问题进行研讨的经典学派,对后世学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其围绕法正当性问题的研讨思路进行结构性分析,是在该问题上获得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使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解放与现实效应的同时,典型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在论证思路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首先,以世俗人性作为论证法律道德正当性的现实起点在经验上面临瓶颈;其次,以实然要素作为理论支撑论证该种正当性在逻辑上存在瑕疵。     

论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互动的三种模式

［摘要］以“两个效果相统一”为基础的“对立统一”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官服从法律与追求社会效果之间的两难困境,导致了“两个效果相统一”这一基本司法政策可能违背现代法治和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而法学理论界提出的较为超前的具有“理想主义”的 “法律效果本位”模式,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却可能在实施中面临着一系列“中国问题”的挑战。司法实务界所遵循的“社会效果本位”模式承认本土法治资源的合理性,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问题”的顺利解决,但在理论正当性上面临着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这三种模式的并存及其所折射出的能动司法与法律多元化趋势、社会解纷机制多元化态势和“权力-权利-利益”动态化博弈程式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有着较强的阐释力。     

中国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如何正确对待我国历史文化时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法学界里有一些人,言必称“英,美”.对所谓“蓝色文明”的西方法律文化长跪合掌。崇拜得五体投她,而对自己的祖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否定的多,弘扬的少,甚至说得一无是处。对西方法律文化的顶礼膜拜,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虚无主义,其最终用意就是要把中国法制“全盘西化”.这些论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在法学界泛滥的组成部分。为了在法学领域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有必要阐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本文就此谈些浅见。     

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 ,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 ,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 ,中国封建法律带有了半殖民性质。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 ,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本文阐述西方法律、法学输入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过程 ,分析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 ,对中国法制和法律思想的近代化所起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

凯尔森首倡的“纯粹法学”是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其最基本的特色在于把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极端,排斥法律科学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强调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成文法应得到遵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自清末启动之初,就受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但在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已严重畸变。在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过程中,“纯粹法学”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极具特色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和关于法律规范效力性的基本观点极富启发意义。     

论凯尔森对自然法学的批判及其对中国法学的启示

法治不仅具有"力"与"德"的维度,也不能欠缺"知"的维度。西方自然法学无疑在"德"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而在"知"上却多少存在问题,这被纯粹法学大师凯尔森进行了逐一剖析和批判:对因果与归责的混淆,对超验事物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不可能性,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使得法学和法律沦为政治附庸的意识形态企图和功能。这些批判,对于反思中国传统和当代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启示我们在注重法治"德"的维度时,也应当用心于"知"的维度,承担科学认知的重任,以免法治沦为意识形态侵蚀下的一场幻梦。     

法律正当性论证的实践理性范式——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法律的正当性论证经历了多次的否定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自然法被斥为抽象的空谈,实在法转而从社会事实中寻求正当性。"休谟问题"提出之后,从社会事实寻求法律的正当性也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后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把正当性转变为有效性,转而从法律内部寻求正当性,但是理论的最后根基仍然跳不出"休谟问题"的限制。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目的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解决法律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所以把纯粹理论的"休谟问题"引入实践的法学领域是不明智的。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之后,坦然面对法学的实践理性属性,以实践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休谟问题",才是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关键。     

家族女性主义法学初创——基于中国的实践

家族女性主义法学是基于对中国女性问题的长期探讨而提议构建的一个女性主义法学新流派。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是其主要社会关系和场域均围绕家族而展开，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构成了家族女性主义法学之家族化的理论背景的基础。在中国女性家族化的事实或这个独特问题的基础上，家族女性主义法学可为中国女性从家族体系角色中解放出来提供正当性基础，完善中国法律保护女性的法理依据和文化依据，同时使受家族支持的关系正当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以上目标，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策略成为必然选择。在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家族化背景的同时，中国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也可以参考西方由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带动立法行为的模式，将女性主义法学理论转变为具有实效的社会规则。     

论环境法学研究的当代任务

“环境问题”作为当前社会“时代问题”的“征候”,与当代人的生活样法紧密相关,并促使人们思考人类在其本质力量增长过程中对其自身存在知觉的历史逻辑。因此,环境法学研究势必要建立在对人类生活本质施以关怀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根本发展。因此,当前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将环境科学和法律科学贯通糅合起来,促使社会生活保持法律规范所意欲的谨慎与矜持;另一方面,通过无可回避的知觉张力,促使人类警醒于生活的惯性,并为既有时代提供自我超越的契机。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试论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共同倾向

“法官立法”和“法律的社会化”是现代西方法律领域的两个重要趋向 ,反映在法学领域是传统的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社会学法学相互靠拢、相互妥协、相互渗透的理论变化。具体表现为复兴自然法学吸纳分析法学的实证主义观点和对社会现实的更多关切 ;分析法学置换自身理论前提 ,对自然法学作出重大让步以及社会学法学在战后的勃兴等等。这些理论变化背后显示出的是随着西方国家法律实践的变化 ,西方法学理论对法律的认知更趋完整     

西方法律后现代危机的成因——一种后现代法学视角下的考察

后现代法学是对现代法学的彻底颠覆,它对现代法学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这种颠覆和质疑有其发生学、政治学及哲学根源。中国法制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若能充分关注和重视后现代法学所揭示出来的现代法律弊端,将有利于自身的创造性建构和健康发展。     

法律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

法律社会学是继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后西方又一大法学流派,是一门在法律和社会的互动中以求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学科。由于法律社会学自身的特性,中国社会变革与法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的法律问题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法律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的优势与限度

法学研究如果阙如法律文化的透析,法律文化的研究如果不以“传统”为传承,那么,中国法学似无源之水、无灵之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研究速度甚至超过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总体研究上缺乏系统化,层次研究上一元化,“现代化范式”下的西方中心化。本文欲对当下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予以宏观评析,以反思的方式凸显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中的悖论。     

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的提问——兼评苏力《也许正在发生》

在“法学的科学性”研究中,法学的自给自足问题和语境问题应该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对此问题的求解将促进法学独立品格的形成和现实主义转向。中国的法学研究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同时中国法学研究的产品必须在符合现实语境的条件下传播才是正当的和有效的。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进行提问代表着法律学术的自我审判和自我重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