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重思晚清士人对黄宗羲的批评——以朱一新和章太炎为中心的探讨

黄宗羲的学说在晚清引起广泛关注。时人或从儒家民本思想的角度对之进行阐发,或借之宣传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在朱一新与章太炎看来,黄宗羲的学说值得商榷。朱一新主张分析政治问题应通盘考虑,全面审视某一新的制度能够被实践的前提条件、配套措施,以及施行之后是否会出现新的流弊。章太炎强调认识政治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结构,尤其要关注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群体是否为既得利益者。对于政治变革的关切构成他们批评黄宗羲的基本出发点,相关言说反映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思想探究——以《孟子微》为中心

本文分析了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的人性论思想,得出康有为"人性层级理论"与其"人人皆平等"的政治理论间的矛盾;他独具特色地将人性论与其"三世进化说"相联系,可以视之为其缓和矛盾的努力,但亦存在诸多问题。康之"命论"可较圆融地回答上述问题,但这与其"自由平等"的政治初衷亦存在张力。可知,康有为的政治学说建立在其人性论上,其人性思想则为其政治理论服务,这种"以外注内"的理论构建方式尽管有其现实意义,但也不免存在些许问题。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的《妇女界》副刊在金秉英的主持下,积极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与作者和读者一起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救国方案,旨在动员女性积极投身抗战。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妇女界》与北平中华妇女救国十人团等女性团体联合,出版专号,实现双赢和多赢。《妇女界》的编者不仅从事舆论宣传,而且采取行动,直接参与支援前线的活动,赋予抗战动员以性别意义和时代特色。     

林希逸的三教会通思想——以《老子鬳斋口义》为考察中心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从三教会通的视角出发,广泛引用《孟子》、《周易》、《庄子》和禅宗等经典解释《老子》,完成了《老子鬳斋口义》一书,使该书成为中国老学史上一部有特色的著作。从形式上看,他广泛引用儒佛道三教思想注老、解老,显示出平等对待三教的态度。但从实质上看,他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本位,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老子》语义进行训释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儒佛道三教在《老子》解释中的会通。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19世纪法国成长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及其变迁——以《红与黑》为中心

个体的发展无法回避成长问题,因此产生了纪录和探究人自身发展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记录了小说主人公心理日渐成熟、自我形象日趋完善的过程。19世纪法国出现大量成长小说,《红与黑》通过描写主人公于连的成长经历,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复杂的自我形象和精神世界,成为19世纪法国成长小说再现自我方面的典型。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因政见不同而影响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为梁鼎芬关系索隐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人际关系往往受到政见分歧的严重影响。思想与政治的歧异,为友为敌,变幻不恒。康有为与梁鼎芬,围绕着“大清国、孔子教”的底线,从戊戌变法前后以迄民国初年,有过诡异离奇的分合。本文通过对相关史事的梳理,介绍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个案例,力图从人际交往方面较深入地说明政治文明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困难性与迫切性。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论陈独秀批康批孔

《新青年》创刊本是辅导青年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放眼世界,介绍各国学术思潮、以备攻错。但尊孔派在袁世凯倒台后,公然要求以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奋起反击,论证孔教不是宗教;孔子学说已不适现代生活;孔教不能定入宪法。     

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戴震对程朱理欲观的批评

戴震猛烈批评程朱理学理欲观 ,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说 ,戴震的推理过程存在误读现象 ,他并没有完整把握朱熹的心性论思想以及朱熹对“心”、“欲”等概念的具体规定。虽然程朱理学具有内在歧义性 ,而且程朱理学本身具有禁欲主义倾向 ,但混淆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是造成戴震误读的主要原因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经学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造成经学政治功能的休眠,它的文化学术功能在中国经学史学科中得到延续。中国经学史依托历史学率先完成了学术转型。经学史应当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经学。周予同等学者建立了中国经学史学科,用经学史研究替代经学研究,但也造成了经学传统的断裂。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边缘的主流——对八、九十年代诗歌论争的一种阐释

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叙述中,"朦胧诗"、"第三代"与"90年代诗歌"构成了八、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心环节,关于它们的争论也是诗歌批评的最重要部分。悖论性的是,这些诗歌在其最活跃的阶段实际上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引起的批判最多,内部的差异和争论也最激烈。这是否隐含了当代诗歌一条隐秘的成规,争议越多,越不可回避,其地位也越稳固。     

歧义容忍度与学习策略的关系研究

歧义容忍度是指外语学习过程中碰到不确定心理上的容忍程度,它成为影响外语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调查非英语专业学生歧义容忍度与英语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歧义容忍度水平不同的学生的学习策略使用差异,说明歧义容忍确实是影响学生选择和使用学习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