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中国夫妇年龄差分析

在再婚人口占有配偶人口比重不高的情况下(在我国,据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15—67岁妇女中的再婚人口仅占相应有配偶人口比重的6.8％),夫妇间的年龄差别大体上反映了人口初婚年龄差,后者与婚龄人口性别比有密切关系。在以往的中国人口著作和人口资料中,有关我国夫妇年龄差别的记载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1982年,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串抽样调查所捉供的全国夫妇年龄差的数据,可以说填补了我国人口婚姻和婚配制度研究上有关数据的空白和不足。本文拟依据此次调查获得的资料,对我国夫妇的年龄差别作一简要分析。     

婚姻市场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婚姻市场

性别比失调会形成婚姻挤压的社会问题。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性别比失调的现象。但是在增长型人口条件下通过夫妇年龄差的调整，这一问题并不十分突出。随着生育水平大幅度持续下降，近年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值得重视。由于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本文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对性别比及婚姻挤压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了初步分析。     

西北地区妇女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分析

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剖析西北地区妇女目前婚姻状况及特点,探索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全国及分区域不同婚姻状况人口死亡特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１９９０年“四普”１％抽样数据，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全国及其城乡和六大区域不同婚姻状况人口死亡率的水平和模式，通过对比分析，给出了全国及其城乡和六大区域不同婚姻人口死亡率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婚姻人口的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差别较大，婚姻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藏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本文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下结论：１．和其它人口群体相比，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率低、未婚率高、离婚和丧偶的人口比重高；２．其婚姻模式表现为初婚年龄高、不婚率高的婚姻模式。究其原因，一是独特的性比例造成女性可婚对象减少；二是藏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女性没有必须处于婚姻状态的压力，对川藏两地藏族女性婚姻状况的比较说明民族融合有助于藏族女性婚姻模式的改善。     

红利期还在继续,老龄化已然加深--亦喜亦忧的2005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与变动 近些年,对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这一概念最初由经济学家提出①,指由于迅速的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人口的增长,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还相对较轻,因而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     

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持续攀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粗离婚率较之2005年上升了0.23个千分点,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31%,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4%和7%;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69%,男性和女性年龄别离婚率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38%和31%。这表明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编制婚姻预期生命表显示,2010年平均婚姻预期寿命比2005年下降了0.7年,女性的平均婚姻预期寿命较男性长,但减少的幅度在增加。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变化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不仅对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文化教育、婚姻、劳动就业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家庭变化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从横向看,人口年龄构成总体与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之间,有一种规律性的内在联系;从纵向     

90年代以来中国夫妇年龄差变动趋势及其原因分析

夫妇年龄差的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多样化,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关于年龄差的变化方向也没有形成定论。为此,本文利用我国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年龄差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同龄婚配的特点非常稳定,其比例维持在16％～17％之间。中国夫妇年龄差模式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中国传统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这种＂男高女低＂婚姻明显下降,而＂女高男低＂婚姻明显升高,扣除同龄婚后二者平分秋色。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根据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与特征,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建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49—1979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很小;1980—1993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迅速上升,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增大;1994—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趋于下降,人口惯性势能在减弱;2009—2011年,受80—90年代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再次凸显,年龄结构的贡献率迅速增大。从年龄别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特点,也可以证明近年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广东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变化特征与生活能力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广东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大幅度上升,丧偶比例大幅度下降,婚姻结构与全国趋同。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差异显著但趋于缩小。流动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更高、丧偶比例更低,对总体老年人口婚姻结构产生影响。有配偶老人生活能力最强,丧偶和未婚老人生活能力最弱,有配偶、离婚的流动老人生活能力更强一些。社会养老服务和保障应关注不同婚姻状况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谈影响甘肃早婚私婚的人口因素

当代世界人口的婚姻状况,仅从初婚年龄来划分可归为两大类:晚婚型和早婚型。一般来看,发达国家的婚姻属于晚婚型,发展中国家的婚姻属于早婚型。我国既是一个     

吉林省夫妇年龄差分析

<正>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家庭、婚姻、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夫妇的年龄差别,反映着人口初婚的年龄差、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密切关系。我国的已婚人口由于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虽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婚配现象,但离婚和再婚者并不多。老年丧偶,再改嫁(或再娶),往往要受到社会和子女的阻拦。因此,这在我国生育年龄中的再婚人数,占相应人口的比重是不高的。据1982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