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少数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浅析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均呈上升趋势,已经明显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本文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表现形态、特征与产生原因等方面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机制的基本思路。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亟需创新。社会管理逐步转变为社会治理,而这种转变过程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风险,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文在分析未来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民众敏感度、经济发展和转变成本为维度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风险测量模型,以便对其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选择进行甄别选择。以甘肃省九甸峡水电工程为个案,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风险,指出当前的社会治理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忽视民众的敏感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累积,需要在转变成本可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侗款制度的当代价值研究

侗款是侗族的传统自治和社会管理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款组织和款约,具有社区联盟协商治理的性质。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原生政治制度,它具有独特性、协商性、平等性的特征。侗款作为侗族社会的政治传统,在当代侗族地区仍有重要价值,一是有助于完善侗族地区村民自治;二是有助于侗族民众的族群认同,构建和谐侗乡;三是有助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是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的落实。     

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研究

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类型特点、独特作用和治理模式,对于优化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依据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综合性治理组织、专业性协调组织、少数民族自组织和流出地培育组织。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协调社会关系、促进资本积累和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行动路径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形成了跨时空治理模式、日常治理模式、合作式自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合法化行动、组织正式化与品牌化以及吸纳民族工作精英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预警系统的构建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发展失衡容易引发地区性社会风险。本文以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构建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预警系统,它包括发展失衡预警指标的设计、预警等级的划分和预警信号的设置。并运用所构建的预警系统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进行了实证分析。     

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影响——以武陵山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为例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实现少数民族团结和谐的根本内容。然而,民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的现状令人堪忧,普遍面临着方针政策落实难、与百姓沟通交流难以及工作开展落实难等多种问题,因此,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构建和谐、多样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县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模式与对策--甘肃省阿克塞、肃南、肃北三个民族自治县的调查报告

西部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走分类发展的模式 ,这是因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多层次和多结构的。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三个少数民族县的实地调查研究 ,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要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民族地区分类建设小康社会的模式和对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基于河池、百色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推动具有共同性的国家通用语与具有差异性的民族语言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基于对河池、百色两地的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沿着“国家通用语和壮语均衡发展、倡导多语多文化共同繁荣”的语言文字发展思路,提出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为：其一,精细化开展推普工作,彰显推普工作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其二,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具体包括：用政策法规固化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地位,在母语地区和民族聚居区营造民族语言使用的环境;在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实施双语教育的幼儿园、小学以及中学;加大少数民族语言宣传力度,开发人性化的多种语言文化服务,发展语言产业。研究结论旨在为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贡献广西智慧。     

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路径探讨

可持续发展代表一种新的价值观,其核心理念是可持续性,强调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伦理文化优势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优势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文研究了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发扬少数民族文化,培育"生态公民"意识,发展特色循环经济等对策.     

论以民族关系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良好的民族关系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而当前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着国际政治和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及人力资源和文化贫困、宗教、民族意识非均衡性发展等带来一些不和谐因素;鉴于此,应通过消除民族分裂隐患、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加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等措施来发展和谐民族关系,以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谈我国少数民族妇女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

本文就我国少数民族妇女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作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分析 :一、少数民族妇女现有的生活方式及其角色转换形式发生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少数民族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少数民族妇女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时期对社会的作用 ;四、新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的自身锻造和社会的重视与培养是一个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问题。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

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治理时代",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和政策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无疑应该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是一种重新改变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过程。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要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使民族地区的城镇继续保有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村政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和谐模式探讨——以桂北苗族村寨为例

本文以广西北部苗族村寨构建和谐社会为例,分析其治理的核心构成与政治参与性以及基层政治生活的关系,为探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与村政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蓬勃发展的湖南民族干部工作

<正>作为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干部是幸运的: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主要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要与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大体相适应,帮助民族地区更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     

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上)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各族首领世袭官职管辖地方、藉以实现间接统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分封制,它与历史上裂土封侯不同的是以当地现实的势力划分为基础,是承认事实的分封。这种制度,是“羁縻”政策的发展,为中央政权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施政。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土司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鄂西北少数民族“流移迁”现状调查

当前,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具体形式,一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入城市,二是因水利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少数民族移民村,三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少数民族社区拆迁。应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挑战,需要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建设各民族共有文化,加快社区内外部环境建设,增强流动人口的家乡认同,特别是应当明确不同民族之间、民族与社会之间是同构共生、互构共变的。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可以实现经济的共享发展,进而实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共享发展。     

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实践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实践说明,公民教育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爱国主义教育要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的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知识教育,使民族群众了解、熟悉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从而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这种做法既能有效激发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知识不致断裂、消失.现阶段,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发展观上,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和"多元一体、多样性共存"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及其理论.     

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职能的理论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公共领域的核心,其职责定位是否准确,权能实施是否合理,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和水平。本文针对当前民族地区政府职能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套用非民族地区政府职能的现状,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职能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