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排斥:都市“老漂族”代际关系矛盾心境分析

在城市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迁移到子女生活的城市,"老漂族"这一群体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关于该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社会生活层面,而较少关注其家庭生活方面。基于"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对生活在都市子代家庭中的"老漂族"群体所面临的代际关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在当前我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社保制度的"壁垒"和代际间矛盾冲突是导致"老漂族"在子代家庭生活中产生消极心理的主要因素,期望通过政策层面的介入来构建积极的社会环境,进而对"老漂族"及其家庭起到支持作用。     

流动的老年：“老漂族”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

“老漂族”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的一个新兴族群,具体是指为了与子女团聚或者帮助子女分担家务、照顾孙辈而从农村老家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老漂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结构性力量的交互影响,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保障的倒逼、传统文化的推拉和国家制度的规制。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老漂族”面临着多重角色困境：在家庭角色方面是核心家庭中的多余人,在代际关系方面是重心下移中的边缘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是地域冲突中的异乡人,在社区交往方面是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在社会地位方面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面对多重角色困境的“老漂族”,未来无论是去还是留,都存在多重障碍与羁绊。     

“老漂族”的孤独和烦恼

子女已成家立业,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们却离开家乡,动身前往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帮着料理子孙辈的生活。当大批老人到达城市,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老漂族”。他们一面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烦恼。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发展,“老漂族”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老漂族”城市适应困境与帮扶对策研究

与近年流动人口总体规模趋降相反,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上升."老漂族"是近些年来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形成的新型老年流动群体,同时也是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本文以"老漂族"城市适应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老漂族"自身适应行为、家庭关系、社区环境、政府政策支持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主要因素,其中由户籍地不同导致的"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之间异质性更大.基于社会适应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重构"老漂族"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老漂族"自身、家庭、社区和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共助"老漂族"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生活.     

“漂泊”:乡村“老漂族”的流动实践——基于山西窑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老漂族"是指因子女流动而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通过山西窑村"老漂族"的个案研究,发现流动带来诸多变迁:时空位移——被迫卷入城市,"核心"转变——土地到儿孙,"拔根"——走与留的矛盾。"漂泊"是这类群体的流动特质,其背后隐射着"老漂族"主体性抗争与自我再造、现代性、城镇化对乡村的席卷以及乡村被动式卷入的运行逻辑。     

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

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理想类型。村庄社会结构主要从婚姻的家庭支持度和村庄排斥度两个维度形塑“光棍”形成逻辑。具体而言，北方分裂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强，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排斥度最强，“光棍”生成的概率最小；南方团结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一般，村庄社会对“光棍”以结构性保护为主，“光棍”产生的概率次之；中部分散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弱，村庄社会对“光棍”较少排斥，“光棍”产生概率最大，“光棍”数量最多。对农村“光棍”区域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建构了“光棍”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对于“光棍”危机的社会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背井离乡的城市“老漂族”

在许多城市,都有这么一群老人,他们从家乡"漂"到儿女身边,有的是为了和儿女团聚,有的是为了减轻儿女负担、照看孙儿孙女。这些老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老漂族"。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老漂族"成员会越来越多,正在成为一个日渐被关注的社会特殊群体。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通过交互表观察城市家庭中双向的代际交换以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讨论双向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代际交换中已出现重心下移趋势,即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多于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老年人与子女相处过程中表现出利他性,为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反而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请不要忽视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如何,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和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披露了社会上一些遗弃、虐待老人的现象,笔者身为一位老年律师,不能不向老年人呼吁,老年人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依法维护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赋予老年人以下权利: 一、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权利。 一曲《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人们都以为那是一种亲情的呼唤,其实是一项法律规定子女应尽的义务。《保障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     

“老漂族”的快乐生活

老北漂、老南漂,老洋漂、老乡漂……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老漂族"到异乡过新日子,环境变了,却享受新鲜,体验了一把美好生活……从"被迫漂来"到爱上"迁徙"儿女忙于工作,无心照顾孩子,老人们来到陌生城市帮助照顾儿孙,这样的老漂族为数不少。谭阿姨就是这种"被迫"漂来的老漂族,每天负责买菜做饭、接送孙女上学。老漂族来到陌生城市,一口方言的谭阿姨遭遇交流     

婚配实践的个体本位：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形成机制

老实人光棍是当前农村一种新型的光棍，这类光棍群体的出现是农村婚配实践变迁的产物。婚配实践包括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个重要变量。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婚配实践的主体发生变迁和分化。其中，婚配权力的主体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转移，子代个体的婚配意志凸显，父代成为退居于后台的支持者；婚配能力的主体日益从家庭整体转向子代自身，子代的个体性禀赋在婚姻达成中愈益凸显，因而婚配实践呈现出个体本位的特征。当年轻人主导婚配权力之后，其个体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响了婚配对象的选择。那些太老实、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极可能面临打光棍的命运。可见，当前的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老年漂”:城市的孤独谁人诉

当一些老年人在享受幸福而充实的晚年生活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子女在外闯明天、父母跟着"漂"余年的现象也不在少数。而这些老年群体,则更加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关心。"漂族老人",您在城里还好吗镜头一:进城带孙子整天闷闷不乐。王老汉来自东北农村,今年62岁。2010年7月,王老汉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了河南省会——郑州市。2010年秋,王老汉家中双喜临门,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作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父代既可以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授之以渔");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直接提高子代收入("授之以鱼")。这一选择主要取决于这两种途径在提升子代收入方面的效率比较,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更是表现出远大于上述两种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经济能力的投资扭曲。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子代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隔代照料中的代际冲突与合作——基于“小木虫”论坛育儿版块的内容分析

在个体化背景下,由于儿童照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导致照顾者选择“为自己而活”能力的下降。通过对“小木虫”论坛育儿版块的内容分析,文章发现在儿童照顾中,年轻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其父代都有“为自己而活”的愿望,但其实现既要受到资源制约,也都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制约。具体而言,如果“子女片面为自己而活”“老人片面为自己而活”或“为儿童而活的方式有所歧异”,就会造成隔代照料中的代际冲突。但如果子代和父代都能从“为自己而活”转向“为我们而活”,就可能形成良好的代际合作关系。这种转向可能建基于“血浓于水”的情感,也可能基于育儿与养老互惠的预期,还可能只是扩展家庭缺乏足够育儿资源下的“情不得已”。因为育儿责任的承担也是一种生活政治,家庭以外主体责任承担不足,必然挤压家庭成员生活方式选择的空间,所以国家和社会应该更多地分担儿童照顾责任,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育儿重负,提高其选择更加丰富多彩生活的能力,促进家庭和谐发展。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离退休人员异地养老问题探讨

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3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中央对离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更加重视和关怀,今年三月针对老龄事业的发展下发了专门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做好老龄工作,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同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许多老年人对生存质量加以重视,越来越多的离退休老年人希望异地或进入专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其原因有:1.子女工作在异地,离退休老年人有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要求。2.子女在境外工作,或远离父母所在地,离退休老年人身边无人照顾,暂时也无法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有的离退休老年人也不愿意拖累子女,因此有住进养老机构的要求。3.离退休老年人在时间上有绝对的自由,传     

子女支持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护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两种子女支持行为同时纳入模型时,虽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活照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和引入交互项的检验,发现男性和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反应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护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因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建议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资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关系。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