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的新制度主义探索:中日比较及启示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正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在日本社会中,受到政府和农协支持的农村互助养老,拥有法律、政策和具体帮扶措施三位一体的帮助。受社群养老价值观的影响,日本老人有较强意愿参与互助活动。因此,根据农村互助保险社会基础三个维度,中国应从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管理条例、实现云端看病、互助的信息化管理、进行农村互助养老认知宣传和提倡退而不休这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演进研究

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至今为时间划分,系统梳理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规范性制度要素主导,到文化-认知要素主导,再到规制性要素主导的制度演进逻辑。研究认为,单一制度要素主导会带来组织异变、组织发展乏力以及组织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文章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三个制度要素协调发展层面提出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调整政策供给方向,塑造农民合作价值观的政策建议,以期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高校教学质量相关制度落实障碍研究——以北京S大学听课与评课制度为例

以制度分析为视角,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北京S大学听课与评课制度存在的局部功能性缺陷和落实障碍,提出以"以人为本,整体优化"为原则的改革设想,针对制度的定位、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模式等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旨在实现促进教学管理、监控和保障教学质量与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治理困境与制度重构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在于规制性要素的摇摆和抽象;规范性要素的笼统与运 行无序以及文化-认知因素的制约与早期教育价值迷失。从系统构建“去小学化”的政策体系、重构幼儿园教育的特定角色和 运行规范、重塑社会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的共同认知图式是农村幼儿园走出“小学化”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但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家庭养老的深厚文化土壤以及国家和政府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物质支持,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积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相结合,更注重老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需求。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中国谁来养老？——基于中国人养老责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3）,分析中国人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趋势,考察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结果发现,子女负责依然是人们普遍的养老责任认知,但呈现逐步减弱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三方负责、政府负责和老人负责;这四种养老责任认知类型呈现出人们养老责任认知的差异序列;人口特征、区域、制度、文化和子女等因素均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表现出一种继承性和断裂性的不均衡状态。提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全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应该发挥传统养老代际责任伦理功能;要重塑养老代际责任伦理,需要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协同和配合,共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     

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文化因素分析

对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文化的内涵———养老、敬老和送老与特征———反向价值观。然后阐述了其在社会运行中的地位、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及国家应在养老文化形成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近代侨批业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潮汕地区为例

从新制度理论的视角构建理解侨批业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于广泛场域的关系系统中分析1860-1949年间侨批业组织场域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场域是一个对话或者是权力角力的平台,侨批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对话、竞争和合作,从而推动了侨批业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所构成的三大制度支柱对侨批业的经营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化-认知和规范性制度支柱是支撑侨批业经营的主要制度要素。三大制度支柱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当三大制度支柱能够较好结合时,制度能够促进侨批业的发展,形成侨批局、邮政局、银行共同经营的局面,但当三大制度支柱不能得到较好结合时,侨批业行为趋于混乱以至走向衰败。     

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制度供给偏差及其修正

由于制度形成中各方博弈不充分以及国有股权的市场交易存在基本制约,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制度供给不能适应市场主体内在的制度需求,出现了供给偏差,引致了 MBO行为隐性化、收益租金化的效应。对MBO制度供给偏差的修正需要建立合理的博弈参与机制以及消除国有股权市场化交易的基本制约。     

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我国的社会转型从其直接动因来说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所以转型时期体制因素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影响深刻。作为政府行为的社会救助活动,在我国具体实施和操作中,特别是受到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支付制度、社会参与机制、法律制度结构、社会救助机制本身等一些体制性障碍的制约,严重制约了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推进。在分析体制障碍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体制障碍对社会救助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解析

人民币汇率制度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革,依靠市场力量还很不够。这就彰显出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我国一系列制度因素存在着缺陷。因此,现在的关键并不在于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而在于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创造真正的市场机制,最终实行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制度缺位:影响素质教育有效性的内在因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素质教育推行多年,虽取得一定成就,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在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制度缺位。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观为视角,通过分析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变迁及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对推行素质教育的影响,从而得出,素质教育践行的有效性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层面提供制度性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范式的未来选择

金融危机过后,终结抑或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如火如荼,尽管其中不乏狭隘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替代方案。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功能主义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以此为据,发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与批判功能,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     

论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

本文以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假设条件为立论基础,对导致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作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导致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对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细分,为有针对性地提出环境保护对策作了理论准备。     

试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问题

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实践表明,机构投资者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实践的剖析,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在机制。并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和参与公司治理现状,阐释了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同时就我国机构投资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提出相应建议。     

孤残儿童的机构照顾与社会融合

机构照顾是我国目前孤残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模式,对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医有了较全面的保障,并为这些特殊儿童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集体环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儿童福利照顾的理念和照顾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革,跟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相似,在照顾模式中,改革、变化的趋势是:从大机构到小机构的转变,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和家庭收养模式的转变。本文重点探讨国外孤残儿童机构照顾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及我国孤残儿童机构照顾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缺陷。试图分析孤残儿童走向社会融合的可能途径,并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这些途径的有效性。     

司法腐败的理性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告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治理司法腐败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的司法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防腐败教育,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