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上秘要》与早期道教经书

现存最早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对了解早期道经多有帮助,但中外学者对其征引经书的统计结论颇为悬殊。本文从同经异名、同名异经、异名异经、经书类名等七个方面分析了统计时易致歧误之处,认为全书共征引经书122种,其中上清经71种,灵宝经34种,三皇经5种,天师道2种,其他各类经书10种。其中,79种经书的经名及主要内容尚见于今《道藏》,另43种在今《道藏》中总体不存,但残缺程度不一,其中有10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见于今《道藏》某经或《敦煌道藏》中,另33种则总体亡佚。     

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

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 ,探讨唐代《道藏》的编撰与道经的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意义重大 ;唐代道经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 ,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     

《云笈七籖》心性思想——以“性”、“心”、“神”、“情”为中心

《云笈七籖》成书于北宋真宗年间,其中丰富的心性思想能够呈现此前道教心性学发展的概貌.道教心性学主要涉及性、心、神、情等范畴,与道家思想关联甚密,同时也得益于儒家与佛教心性理论的影响,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发展.总的来说,道教心性学的发展成熟是伴随瓦解“道”的外在至上性与张扬“心”的自主性之过程逐步实现的.     

论元代道教典籍的编纂--以仙传和宫观山志为例

元代道教典籍数量众多,仅收入《道藏》的元代道教仙传和宫观山志就有30多种。拥有学养深厚的编纂群体、明确的编纂目的,以及多样的编纂方式,元代道教典籍的编纂走向鼎盛。     

《道藏子目引得》之得失

翁独健因研究道教史萌生、编纂而成的《道藏子目引得》,为《道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引得体例周详,彰显其治学理念。虽有瑕疵,但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论陈国符对上清派研究的贡献

陈国符通过阅读《道藏》而取得的道教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对上清派的研究即是其中之一。陈国符的上清派研究一方面延续清代考据学的传统,注重详细考证,力图用史实来说话;另一方面,又借鉴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恰当的评判和巧妙的归纳,通过将具体的道经研究与抽象的理论概括相结合,不仅挖掘出许多珍贵的资料,大致厘清了上清派的发展线索,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今天,研究道教的学者几乎都曾从《道藏源流考》中得到启发与教益。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太平经》中的韵文及用韵

《太平经》是我国道教初期的重要经典,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记录汉代道教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汉语面貌,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以明代《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为考察对象,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搜寻所有韵文,从体式、押韵两方面对《太平经》中的韵文及用韵进行分析,探讨《太平经》的韵文体例及用韵特征。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论《宋文鉴》存北宋一代文献的编纂意图及其影响

《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有两种传统说法,第一种是周必大"有补治道"说,第二种是刘克庄"去取多朱意"说,但吕祖谦是以己意编《宋文鉴》,并未按宋孝宗"有补治道"的旨意去编纂,吕祖谦与朱熹学术思想不同,朱熹对《宋文鉴》的编纂也多有批评,所以传统的两种说法均不对。从吕祖谦编《宋文鉴》时的史官身份,《宋文鉴》大量增选《宋文海》遗落文献、基本不选《宋文海》已选文献,以及《宋文鉴》资料来源广泛,有意搜求真实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宋文鉴》的编纂意图是存北宋一代文献,形成了"包括全代,与史相辅"的特点,南宋后期及明代出现的以一己之力编选一代文献的选本显然是受到了《宋文鉴》存一代文献编纂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