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跨越异域的彩虹——瓦雷里与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艺术家对艺术至善至美至纯理想的追求。在西方纯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瓦雷里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是纯诗理论的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也受到了中国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梁宗岱、李健吾、曹葆华、戴望舒等把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译介到中国,希望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目标和归宿,最终实现中国新诗向艺术本体的真正回归。与此同时,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彰显了充分的主体意识,赋予纯诗理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而推动了纯诗理论的中国化,也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生命诗学: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本体论特征探析

梁宗岱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致力于探究诗歌、生命与真的关系,其纯诗理论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理论又保持着深度的契合。正是将中西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在梁宗岱那里,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诗论充满着体验的、音乐化的、形式的、可实践的、本体论的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生命——诗——真相关联,可以说梁宗岱的诗论是一种实践着的生命诗学。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论梁宗岱的诗字观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理论的中坚与纯诗理论的探险者。他源于契合的象征论体现了对象征主义的深度把握，而纯文学追求中的纯诗观与节奏观反映了他在诗歌上的独特追求。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试论《木兰诗》的文化精神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的绝唱 ,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作为已经被汉化的北魏民歌反映了中原主流文化的精神风貌。替父从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 ,孝悌仁义的思想 ;力辞高官厚赐 ,反映了道家“为而不争” ,返朴归真的精神。透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并存、兼容互补的精神特质     

对新诗"像诗,不是诗"的反思——从诗歌文体的"破"与"立"看新诗的衰落

巴赫金认为每一种体裁都具有它所特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法,艺术家也总是用体裁的眼光来看现实的,所以文体中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全部特征,甚至于一个时代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全部信息.因此本文拟从文体为切口,切入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新诗产生的历史踪迹,在共时与历时的立体背景中,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新诗产生的动力因素,从时代对新诗的诉求和新诗的回应及自身体裁发展要求中找寻新诗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并从新诗对困难的回应中勾勒出其抗争、衰落的命运.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

夏目漱石的汉诗是在世俗功利之外独辟的胜景,作者主张的"非人情"的文学理念在其汉诗中得到尽情演绎,这是鼓励人放弃俗念、荡涤烦恼,恢复心灵自由的艺术,透露着宁静、空寂、超然物外的禅境,同时又不失其为理想而抗争的"执著"本色。     

论维柯"诗性"形而上学思想的两面性

维柯通过<新科学>所欲建构的"诗性"形而上学,存在着很大的悖论性.本文拟透过对维柯<新科学>的"起源"和"结论"的阐释,来说明维柯"诗性"形而上学思想的两面性.就"起源"而言,维柯思想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就"结论"而言,维柯思想又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这种两面性被糅合进他的"诗性"形而上学的诸多"公理"之中得以体现.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物以类聚，诗以刊分，是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部台湾新诗史就是台湾诗刊史。《葡萄园》就是一家重要诗刊。这家诗刊不仅在面世后的近４０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更为引人瞩目之处是，它从创刊起，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向度上提出、实践和坚持了自己的“健康、明朗、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路线，对台岛新诗美学颇有正面建树，对当今的大陆诗坛也颇有借鉴价值。《葡萄园》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个重要诗群，对台湾新诗近几十年发展的评价将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