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期方志之一种,其编修过程艰辛曲折却最终并未完稿和流布。不过作为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的志书,完全体现了章氏“志属信史”的方志思想;在方志编修体例方面颇有开创;其所引发的学术史上的“章、戴论辩”则被后世传为美谈。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近人梁启超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然此论已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至于将地方志擘划为史学中的专门学科且有系统论述者则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对方志之性质,源流、内容、体例、作用、编纂原则、方法等均有建树,这来源于他的修志实践和对前人及当时人修志观点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学的奠基者。方志属性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章氏关于方志属史论的探讨。注意章氏其理论依据及其对志书编写的作用。并着重指出方志属史论对于今天编修新志的理论意义。     

略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我国撰著地方志的历史悠久,及至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以前,对于总结历代地方志的得失,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入研究者,尚无其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也无非着重对于国史等进行总结,加以评论,而把地方志只列为史学杂著的一部分,因此,对地方志的评价并不客观。直至一千多年以后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撰修地方志的实践并总结了前人撰修地方志的成败和得失,把地方志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建立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其代表著作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篇中,集中地表达出他对撰修地方志的系统见解。其重大成就在于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志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地方志的概念、性质、内容、体例及社会作用。为我国史学作出了贡献。章学诚的方志学,成了乾嘉时期史学界三大突出成就之一。     

林则徐的方志思想

林则徐有着丰富的修志经验,对方志理论亦多有研究与阐发。林则徐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将方志视为史书,修志视为修史,对方志编纂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则徐方志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是对方志功用的强调和注意在实践中发挥方志的作用。     

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成熟，纂修者博采众长，取法诸体，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等诸多体例，或是创造新的体例，以记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与现实情况，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从清代安徽修志实践中编纂体例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考察，纲目体最为流行，这反映了安徽方志体例发展的总体趋向。     

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的可行性分析及技术性建议

第二轮修志工程已经启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书质量的规定》,明确把索引纳入地方志体例,要求新编方志必须编制索引。而目前我国还缺乏地方志索引标准,这势必给方志索引编制工作造成无规范可依的窘境。因此,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从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对制订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文章最后还就标准内容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祖籍会稽(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祖父章如田璋“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章镳,乾隆七年进士,先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章学诚自幼有志于史学,自以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先学文于朱筠,后事梁国治,又事华沅,终生为人幕僚.四十一岁时即乾隆四十二年成进士,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五十二年清庭吏部授其知县,时年五十岁,他又怕荒废史业而未就职.章学诚为史志之业,耗尽毕生精力,但生活穷困不堪,颠倒狼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籍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困顿动荡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崇尚史志事业的信心,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他二十七岁时就随父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主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州县请立志科议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