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子谥号及其释义

唐朝的太子谥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的官方行为。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谥号分三个类型,皇帝谥号者二人、太子谥号者五人,谥为王者二人。使用的谥号多为美谥或平谥,没有恶谥的情况,表达的是对这些太子的褒扬、哀思或怜悯之情。每个谥号的释义大致与受谥者的生平事迹相一致或略有溢美,这也是太子地位在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由“魏武王”探西高穴大墓

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2009年公共考古论坛＂上,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大墓发掘主持人潘伟斌发言：考古队在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时,提出了九大证据,其中第一大证据,就是大墓中出土的石牌上的魏武王与曹操身份相符,这是曹操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但关于此＂魏武王＂的问题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谥号传统定义质疑

<正> 我国古代帝王贵族死后,人们须避讳其生前之名,另立新号以相称,这叫作溢号;而确定谥号的准则和规定,则称为谥法。立谥制度始行于西周,终止于清末,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其间,唯秦朝废止不行),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宗法为核心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关于谥号和谥法,传统的、似成定论的看法是:“谥,行之迹也。”就是说,死者的     

从“三余”做起

近因查核东汉刘协谥号追称的始末,读《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其中云:“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迫谥曰汉孝献皇帝。” 《王肃传》末曰:“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董遇是怎样一位人士?“三余”之说,同他有何干系?一查裴松之的注所引《魏略》,它向我们介绍了董遇其人。《魏略》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小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编’。‘言读书百编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周隋禅代与周宣帝“不堪承嗣”形象的建构

周宣帝的谥号形象,与《周书》等史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宣”字作为谥号,属于美谥。史书中的周宣帝却生活淫乱、极度暴虐,导致了北周灭亡。这种差异是北周、隋、唐为了宣扬“天命在我”,彰显本朝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所导致的。透过周宣帝历史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到政治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     

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

谥是周代大夫以上贵族有爵者死后命名的一种称号。此据下引《礼记》各文可以证知: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檀弓》) 先王谥,以尊名。(《表记》) 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玉藻》) 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郊特牲》)《郊特牲》云“死而谥,今也”者,言古者凡有爵者死后乃有谥,而今则虽生时无爵,死后即命谥。故郑玄注云“周制爵及命士,虽及之,犹不谥耳。今记时,死则谥之。非礼也。”虽然《郊特牲》所云古者未必如郑注云“谓殷以前”,但如谓为周之古代,应可无疑。     

论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类别及其构成的变化

秦汉以前,不论是臣答君的回信,抑或臣子之间的通信,都一律称书。至秦汉时发生变化,皇帝给臣下的书称"诏书"、"赐书",臣下给皇帝的书称"上书"、"上奏"。"书"、"奏"加"上",强调了以卑达尊之意。除"书"和"奏"之外,还有"表"、"章"、"笺"。从书信构成看,各种类别的书信又可分为公文和私信两大类。奏、章、表、笺为公文或具有公文性质,而私人往来的信件大多称为"书"。西汉以前私人书信凤毛麟角,西汉以后私人信件开始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物质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私人书信比重剧增的原因。     

一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力作——读汪受宽教授《谥法研究》一书

谥法,又称易名典,是在人死后根据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作盖棺定论而给予谥号的规范和制度。谥号或美或善,是褒是贬,事涉毁誉,有关门楣,备受人们重视。作为封建礼义教化制度的组成部分,自《逸周书·谥法解》始,历朝学问家对谥法屡有著述,但大都或断而不通,通则有所阙如。近人郭沫若、童书业、吴静渊对谥法也间或论及,惜哉互为牾,各指东西,莫衷一是。有感于斯,汪受宽教授垂怀于书海,留心钩稽梳理,潜心揆理,卒成《谥法研究》一书。该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通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严格遴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     

唐代追尊皇后祔庙考

有关追尊皇后的祔庙情况,《新唐书》、《文献通考》、《十七史商榷》等史书记载差异较大,有皆别立庙,必祔太庙以及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先天皇后、贞顺皇后、贞懿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别立庙;恭皇后、恭顺皇后、恭应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祔追尊皇帝庙;宣庄皇后、光懿皇后、景烈皇后、元真皇后、太穆皇后、和思皇后、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章敬皇后、哀皇后、宣懿皇后、元昭皇后、惠安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都曾祔太庙。追尊皇帝的追尊皇后神主一般祔于追尊皇帝庙。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后嗣一般是皇帝且要配祔的皇帝室中没有其它皇后神主还要符合太庙礼制的要求。反之,则别立庙。此外,追尊为皇后时间早于需要配祔的皇帝死亡时间,这种情况下的追尊皇后神主也是要别立庙的。     

论明德马皇后对明章之治的影响

明德马皇后是东汉明帝的皇后,她在位期间贤德仁厚,母仪后宫,倡节俭之风,辅佐明章两位皇帝,抑制外戚专权,成为明章政治安定的基石,对东汉出现的"明章之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外戚专权未被彻底抑制,成为其身后遗憾。     

汉魏西晋元会礼的用乐环节与演奏曲目

汉魏西晋是元会仪式从诞生到相对成熟的时期，梳理汉魏西晋元会仪式演奏曲目的传承与变化，可以从纵向角度观察元会礼乐的发展、完善与演变过程。元会仪式大体可分成朝仪和会仪两大环节。两汉仅会仪环节使用音乐，俗乐占比较重。元会奏乐的雅化从魏明帝开始。而朝仪环节的用乐也是由魏明帝开创。曹魏元会用乐环节共四处，西晋元会用乐环节增加到七处。魏明帝时期的元会礼乐改制，确立了魏晋南北朝元会礼乐的基本框架，同时也确立了元会仪式以行礼、上寿酒和食举三个环节为中心的奏乐模式。之后的西晋与南朝均沿袭了这一模式，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用乐环节。     

魏了翁与宋代理学

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字华父,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魏了翁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曾任职于南宋中央和地方政府。魏了翁出仕的初期,正是程朱理学被定为“伪学”、“逆党”的时候,当时“讳言道学”,(《宋史·魏了翁传》)但他却独承濂洛一派学说,又上疏请表彰周敦颐,并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谥,在确立理学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政治上,魏了翁不满意宋代末年的腐败政治,极力主张改良,提出了“观民以察     

薛瑄的教育思想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殁后谥称文清,籍居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属万荣县),是明代著名的理学教育家之一。薛瑄从四十岁开始登上仕途到七十六岁逝世的三十七年中,专门从事教育工作达十七年之久。其中     

关于安阳西高穴“曹操墓”石刻的名物名称

2009年12月27日,安阳考古方面在北京召开发布会,称发现了曹操墓,但旋即引起被发现的质疑与否定。争论涉及各界各方,出言亦绝不守常,互相证伪,因此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郭朴

郭朴,字质夫,号东野先生。明代安阳人。生于正德六年(151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5),谥文简。嘉靖十四年(1555)进士。嘉靖、隆庆之际,官至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称“阁老”,郭朴被人称为“郭阁老”。     

还历史一点清白——记鲁潜墓志发现和收缴过程真相

2010年8月21日,在挑起＂曹操墓造假＂新一轮质疑的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一帮人同时认为鲁潜墓志也系伪造。并有声有色地在论坛上称,从1998年开始,安阳文物贩子就在西高穴村一带埋了不少＂东西＂以诈人钱财,     

宋人笔记中之包公

包公人也,而经传奇、戏剧之涂饰渲染则几于神。当时京师“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语(见《宋史》本传)因其面黑而峭严也,后世遂传为实任阎罗。戏剧如《游五殿》、《探阴山》、《铡美案》则大显神威于阴曹地府,又传曾主东岳速报司(见元好问《续夷坚志》)。更有以讹传讹者则包字希仁与范仲淹之字希文相混,戏文中往往自称“名拯字希文”,又自称“包文正”,则并连范谥,实则包谥孝肃不谥文正也。范之宦历,知开封府、龙图(《宋史》本传称以龙图阁直学士副夏     

论清代谥法

谥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传统,历来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清朝大张旗鼓地给明代崇祯帝、惠帝上尊谥及给大批明代臣民以专谥、通谥,是将谥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之心。通过对赐谥、追谥、夺谥的操控,谥法成为清朝皇帝驾驭臣下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三）——“铭旌”的祭祀符号：身体、权力与秩序

铭旌作为亡人灵魂的宿归和生者精神的托体,在家奠吊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又因为铭旌“各以其物”,所以它作为祭祀的一种符号,其含义实质上却在旗旌之外,铭旌起源于先秦的旌旆制度,常、旃、旗、旗、旒五种旗帜,和辨别尊卑的旌、物以及的象征注羽的褪、旌,这些在先秦时期只有在君统范围内才可能出现的象征权力、尊卑的符号,逐渐衍变为后来的铭旌制度,从这种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所承载的三层政治含义：其一,铭旌的推广与昭穆的异化在本质上相同,都经历了一个由君统走向黎庶的过程,但是他的机体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通过固定的符号来象征权力;其二,铭旌是沟通死生两端的桥梁,是死者生前所拥有权力的延续,在祭祀程式之外,这种符号所表达的权力并不会因为肉体的死去而消失,这正是昭穆制在祭祀中的突出体现;其三,铭旌在祭祀仪制中不仅有辨长幼尊卑的功能,更能开启敬畏之道,尤其是在家族政治力层面上,作为亡人的化身,铭旌也能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