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战后日本的“皇国史观”

评战后日本的“皇国史观”吕明灼历史观与政治观的统一，从来没有像日本战后５０年中表现得那样突出、显著。日本坚持侵略史观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与亚洲各被侵略国家间的战争早在５０年前就宣告结束了，但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史观摩擦”却从未平...     

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演变及其重新抬头的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战前"六十年"写下了一段逞凶肆虐的祸世历史,而且在战后"六十年"留下了一条重新抬头的清晰轨迹,其两个"六十年"可谓一脉相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深远影响、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人为保留、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政治的全面右倾化、部分日本国民秉持错误的"战争史观"、充足雄厚的资金来源等,是驱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的主要因素.     

论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以《坂上之云》为中心

司马辽太郎在作品中阐述的历史认识被称作"司马史观",对战后日本历史观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其代表作《坂上之云》中,司马阐述了对日俄战争的认识,但是他未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不义性,亦未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而是将日本置于被害者的立场,渲染俄国威胁论,讴歌日俄战争是一场祖国防卫战。同时司马也指出日胜俄败的原因并非日本强大,而是俄国自身制度腐朽所致。可以说司马的日俄战争史观是偏颇、狭隘的历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运动

无论是战后初期、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自始至终、不遗余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浓厚的"台湾情结",这是诱发其支持"台独"运动的历史原因;2.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日本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并把支持"台独"运动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为驱动其支持"台独"运动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3.台湾当局设立秘密"专案基金"拉拢即大搞"金钱外交",是诱使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的经济动因.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过程

毛泽东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是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是"农民革命动力论",它与阶级斗争史观、人民史观、古为今用史观等一起构成了毛泽东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建国后,毛泽东历史观继续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态度迥异的原因新探

战后,德日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一个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究其原因,主要由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战后两国的政权基础不同、战后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等七个方面的因素所致。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试论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中国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部的争斗,使得中国人没有保持胜利者的尊严和地位;中国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使得日本人没有付出犯罪成本,甚至没有犯罪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胜利观是非常错误的,只注重道义上的胜利,不主张胜利者的法律权利;中国人以阶级区分战争的受害者与侵略者,模糊了犯罪的主体;以"和为贵"处世原则结交世仇邻国——日本,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履行胜利者的法律权利。这些都是日本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原因。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何以未被追究

东京审判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造成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认识缺失的主要原因。裕仁天皇绝非别有用心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位“无权且无辜的立宪君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积极参与者,是日本军队的统帅和精神领袖。二战后,正是美国的蓄意开脱和裕仁及日本当局的百般抵赖,使得裕仁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一后果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一再翻案,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导致东亚局势的动荡不安。     

《脸上的红月亮》中倒U型叙事结构解析

日本作家野间宏的小说《脸上的红月亮》巧妙地运用倒U型叙事结构,以复原军人北山年夫战后的心理波动和起伏为主线,讲述他始终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最后回归到孤独绝望的痛苦处境中,勾勒出其心理变化的倒U型曲线轨迹,使得战争摧毁人性这样一个深层次主题在倒U型叙事结构的支撑下得以充分彰显。     

论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依据

对日民间索偿问题直至今日尚未解决,其中不仅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关系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针对日本国法院驳回中国战争受难者起诉的一些主要理由,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对个人起诉日本国的主体资格、日本国的国家豁免、诉讼时效和条约解释进行分析和论证。战争引起的受难者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依据,日本国政府应承担对中国战争受难者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措施解决对日民间索偿问题。     

论"中日15年战争观"在日本的产生及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现代史及日中关系史学界,一些人将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的中日战争称为15年战争,这个观点称15年战争观,即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中日战争是15年。15年战争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多数日本学者肯定15年战争观,并以此为前提,论述了中日战争的性质,重点阐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对15年战争的称谓,也有人持有异议,其目的在于掩盖日本侵华罪行,为侵略战争辩护,从而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     

战争罪责岂能转嫁——驳日本右翼的“英美与日本同罪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上"英美与日本同罪".其实质是割断历史、混淆界限,为日本的战争罪责开脱.英美在历史上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已成为历史的铁案.先有"重庆大轰炸"后有"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空袭"被害史观"的实质是抹杀日本的"加害"责任.对中国而言,日本与英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战时中国的敌与友岂能相提并论.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

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