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身保险合同上的告知义务

从告知义务法理依据分析入手,论证其法理依据应为诚实信用原则,从分析人身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内容、途径出发,提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告知义务人还应包含被保险人,其履行内容中应列明告知之重要事项,履行途径上应采用书面询问主义立法形式。从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客观构成出发,提出违反告知义务的判断标准应以区分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制定要以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为基本原则,提出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加以一定限制。     

论人身保险合同上的告知义务

从告知义务法理依据分析入手,论证其法理依据应为诚实信用原则,从分析人身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内容、途径出发,提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告知义务人还应包含被保险人,其履行内容中应列明告知之重要事项,履行途径上应采用书面询问主义立法形式.从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客观构成出发,提出违反告知义务的判断标准应以区分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制定要以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为基本原则,提出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加以一定限制.     

论公司收购中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在公司收购过程中,不论是收购方还是目标公司内部都存在控股股东和广大中小股东不同的利益诉求.相对于小股东来讲,大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其他利益主体利益的机率较高.因此建立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规则与平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权益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原则的确立,是对传统公司法理论中的资本多数原则、表决权自由行使原则和有限责任理论的扬弃和修正.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主要包括控股股东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其基本要求是,当控股股东自身的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控股股东应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得实施对公司其他利益主体利益有害的行为.     

从合同法和司法判例看我国合同附随义务适用范围的限缩

合同附随义务旨在保护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固有利益。合同附随义务在适用上有区分的必要,应该做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具体的案例中,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和合同合理预期制约着合同附随义务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应更明确地界定附随义务的范围。反对合同附随义务的道德化倾向,而且应该通过侵权法上的危险责任原则,结合合同附随义务来把握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的尺度。     

冲突:科学家道德义务的困惑

科学家是以科学研究为社会职业的角色,必须履行科学家的道德义务。献身真理、造福人类是科学家道德义务的核心。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科学家的道德义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如何？道德义务的判断和原则有哪些？如何理解“界定选择”在义务冲突中的作用？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论义务教育中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统一实施、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功能之现实,有赖于义务教育主体义务之积极履行。准确界定义务主体的范围,对督促义务主体积极履行义务,推动义务教育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义务主体范围发展变化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学界对义务主体范围的一般界定,最后对义务主体范围,特别是受教育者在义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辩护律师的伦理:以忠诚义务为视点

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的条件下,辩护律师对事实的真实义务,应理解为辩护律师有依据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即善意地依据其认为是真实的事实进行辩护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法律的忠实义务,是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原则的根本要求;辩护律师对于诉讼中所得知的不利案件事实或未曾被发现控诉的罪行履行保密义务则构成了其对委托人(利益)的诚实义务之核心。当然,对于辩护律师的三种忠诚义务可能导致的内在冲突,必须贯彻法律正义的要求,在致力于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下予以协调。     

论流浪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我国流浪儿童的受义务教育权问题，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社会实践都存在缺位。保障流浪儿童的受义务教育权是解决流浪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关键。国家是保障流浪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最终责任者。履行这一国家义务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立法、监督和资助。     

国家出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探讨

国家出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兼具营利性和公益性,履行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企业。本文认为,现今国家出资企业应履行法律和道德上的社会责任,以保护公有制经济,保护相关利益者,不威胁其他企业为基本原则,细化社会责任履行主体,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形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其企业自身监督的多元化主体监督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社会救助中国家义务的履行

社会救助权是社会保障权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并作为生存权的核心内容,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社会救助义务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在其无法以自力维持生存时而给予物质帮助或非物质上的帮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维持生存之最低生活水平的义务。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利是国家的当然义务,推动社会救助的进步,实现公民生存权也最终有赖于国家救助义务的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履行的程度是公民权利保护实现程度的关键,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首要的是需将国家义务法律化,具体包括宪法、条约和法律途径;其次是需要厘清具体履行义务的主体,完善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最后是完善义务不履行的救济途径。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论保险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责任标准:基于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

保险法危险通知义务是基于最大诚信和对价平衡原则的法理基础,保险义务人怠于通知而产生保险标的损失核定责任承担纠纷无法避免,因保险人赔偿责任以承保标的危险程度为标准,而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或保险事故发生使原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更,保险当事人履行此义务应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从保险合同规定性、风险增加程度、义务人过错衡量三方面确定危险增加类型化区分,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考察主体确认义务履行的责任和法律标准。     

论我国法律中的“公益宣传”

立法机关要求媒体履行公益宣传义务具有正当性。从法理而言,紧急状态的客观存在为立法机关要求新闻媒体无偿履行公益宣传义务准备了前提性条件;从实践而言,立法机关要求新闻媒体履行公益宣传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公益宣传,新闻媒体作为是守法,不作为则是违法。新闻媒体履行公益宣传的法定义务,应当变无偿为原则、有偿为例外为有偿为原则,无偿为例外。     

受托人信义义务排除的限度

受托人信义义务排除条款在我国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中已引发不少纠纷，但信义义务规范体系无法为这类纠纷的裁判提供清晰规则。基于信义义务默认规则的属性以及信义义务的分配原理，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排除具有正当性，但排除的限度有待界定。受托人忠实义务中，“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和“信托利益禁止取得”义务具有强制性，而“利益冲突禁止”义务可在受托人履行程序性义务的基础上被排除。不可排除的受托人最低限度注意义务形成于受托人对信托事务不享有裁量权的情形，可从信托指示人做出指示和受托人执行指示两个阶段进行界定。受托人注意义务是高度情境化的义务，其排除限度还需结合具体情境考量。     

竞业禁止与利益平衡

竞业禁止的正当性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代理成本理论和合理限制竞争原则。由于竞业禁止涉及各种权益冲突,在解决相关纠纷时应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以维系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改革和完善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

政府在义务教育中实际上履行着两种职能 ,扮演着两种角色 :一方面政府是义务教育最主要的投资者 ,作为投资者 ,政府应依法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 ;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国家义务教育事业的行政管理者 ,作为管理者 ,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行使自己法定的职权 ,履行自己法定的职责。各级人民政府之间义务教育投资责任必须明确具体 ,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义务教育投资责任     

冷冻胚胎处置医疗纠纷的裁判困境与破解之道

在人类辅助生殖实施过程中，若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冷冻胚胎移植之前死亡，死者亲属与医疗机构往往因能否继续移植或取回冷冻胚胎引发民事纠纷。其中，由人类辅助生殖机构出具、夫妻双方签字的知情同意书仅为机构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证明，不具备合同法上的效力。生育权作为我国民法典未列明的自由性人格权，是当下冷冻胚胎私法秩序建构中的重要理论工具，可借助人格权理论协调特殊情形下冷冻胚胎处置过程中的权利冲突。在夫妻一方死亡的情形下，另一方有权基于生育权保存、植入或废弃冷冻胚胎；在夫妻双方死亡的情形下，涉及冷冻胚胎的生育权主体不复存在，考虑到儿童利益最佳原则，该冷冻胚胎原则上不应被继续孕育成人。     

竞业禁止与利益平衡

竞业禁止的正当性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代理成本理论和合理限制竞争原则。由于竞业禁止涉及各种权益冲突，在解决相关纠纷时应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以维系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非歧视待遇原则在移徙工人权利保护中的适用

非歧视待遇原则对移徙工人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入境权、 不受歧视的一般性权利、工作的权利及工作条件权、结社和集会自由权以及刑事正当程序权利等领域。入境权中的非歧视待遇突破了传统属地主权原则 ,一般性权利中的非歧视待遇应区别适用,而工作的权利及工作条件权、结社和集会自由权以及刑事正当程序权利这些具体权利保护中适用非歧视待遇,应注意相关国际条约规定存在的冲突,予以协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保护机制,切实履行移徙工人非歧视待遇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