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报告社会,以昭大信":论民国慈善团体的财务公开

民国慈善团体的财务公开受传统和法规的多重制约,明清善会善堂编制《征信录》以公开账目的传统在民国得到延续,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法规也要求慈善团体必须定期公开账目.有些慈善团体在章程中也明确规定财务公开.民国慈善团体财务公开的方式主要是编印《征信录》和登报鸣谢,前者是继承传统,后者是顺应时代.为提高财务公开的可信度,慈善团体往往聘请职业会计师查账,出具查账证明书,这就使财务公开的真实性大大提高.民国慈善团体财务公开的法律规定和具体做法,对今天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不无借鉴意义.     

论民国四川档案的史料价值

民国四川档案资源丰富,是全国民国档案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国家综合档案馆现存民国档案1791266卷,数量多、价值珍贵,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创作,保护国家与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加强海峡两岸感情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它"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奉行"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之慈善理念,在灾害频仍、战乱不已的民国社会,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使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得受其惠,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用影响.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研究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分为一般小学、佛化小学、工读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几种。这几类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并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德育手段。觉民小学等慈善学校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并注重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对当时国民教育的发展、佛教的复兴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民国江西慈善总会史事考

民国江西慈善总会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慈善团体之一。自民初成立以来,对于地方公益及自然灾害救济,无不尽力为之。1932年改组后,又受省政府委托,协助管理省区救济院、平民习艺所等社会救济机构。在艰难时局之下竭力维持,取得较好的成效。该会虽胎始于传统慈善组织,但逐渐建立起了现代社团的运营机制,是中国传统慈善组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的案例之一。     

中国救济妇孺会述略

中国救济妇孺会是在民国期间成立于上海的民间慈善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以救济妇孺为目的的新型慈善救济组织。这一慈善组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它不仅救济、教养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且还通过侦缉等手段来破获拐案以营救被拐的妇孺,从而打击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使众多妇女儿童得到解救,获得新生。它的某些慈善举措和慈善救济理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民国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医疗活动探析——以山东省为例

道院暨世界红刑字会是民国时期源起于山东济南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凭借出色的社会慈善事业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山东各地道院暨红卍字会将慈善医疗活动作为永久慈善事业之一,在民国战事、灾荒纷扰的社会情势下开展了积极的慈善医疗救助,减轻了民众疾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亦为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提供了借鉴。     

成都的城门

成都自秦末筑城,但有关成都城门的文献资料明清以前的所知不多,本文重点介绍了明清直至民国、抗战时期成都城各个城门的历史变化情况,以及导致变化的历史史实。成都城门的历史变迁是一幅生动的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为我们研究成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材料。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播撒创业的种子——访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徐本亮

1995年1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在全国率先开展慈善教育。十多年来,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在全市共建立了19个培训基地,先后推出了三十多个培训项目,为4万名学员提供了慈善教育培训。近几年,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中心致力于开展青年创业培训,成绩斐然。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一带一路”背景下成都企业“走出去”现状、问题及对策

成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成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是提升成都产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加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本文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研究背景,以符合政策导向、有利于推动成都企业"走出去"发展、与目标国互惠共利为前提,从深化认识入手,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解读企业"走出去"的内涵;从发展现实把脉,明确成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困境和制约因素;从对策建议落地,从政府可操作角度提出推进成都企业"走出去"的应对策略和对策建议。     

白族传统慈善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白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其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慈以扶弱"为核心的儒家慈善伦理;"团结互助"为重点的宗族乡梓慈善道德;"本主崇拜"为载体的宗教慈善思想等,对调整白族人民的慈善互助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现代慈善伦理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成都满蒙族驻防八旗概述

康熙六十年(1721)清王朝在成都设驻防八旗,从此,成都成为八旗军镇摄西南的军事重镇。迄至辛亥革命,旗营解散,成都驻防八旗已有190年的历史。有清一代,颇尚武功,驻防八旗体制及其盛衰,,颇值得治史者研究。特别是四川民族地区的军政事件,均与驻防八旗有重大的关系。惜民国以来,原八旗军民各谋出路,将军衙门的档案散失无遗,史料阙如,以致研究者寥寥。虽偶见记述,亦属片断回忆。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制度的研究,亦感缺略。笔者不惴固陋,检阅有关片断史料,博采本市满、蒙族老人的传闻和追忆,爰成是篇,以为进一步探索者之砖石。     

“民国大全”二史馆吸引两岸人

在南京中山门内的明故宫西宫遗址上,有一片雄伟而幽深的仿古建筑群,它那金瓦飞檐、气宇轩昂的宫殿楼阁掩映在葱笼绿树和山石花草之中,给这个六朝古都和民国旧府留存了几分古韵。这里就是集中典藏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权机构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座被人们简称为“二史馆”的大型档案馆组建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档案馆。它全面系统收藏了自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民国重要档案,数量之多,若排列起来可绕南京城一周有余。 1980年,二史馆开始对外开放,昔日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开始撩开了神秘面纱。馆藏的大批珍贵史料,如辛亥革命史料、孙中山等人物手迹、民国时期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档案、日军侵华罪行史料、西藏问题史料等     

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公信力建设的视角

慈善公益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信力是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基石。当前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失信"严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包括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低、慈善专业人才匮乏、监管机制缺位等。强化公信力建设是推进慈善公益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构建慈善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长效机制的路径是:明晰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优化慈善信息公开"软实力"建设;完善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慈善监督体系。     

近代常州慈善组织的多元发展及其绩效

慈善事业是近代常州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战争后,传统慈善组织在职能方面向着综合性发展,慈善内容不断丰富。民国元年,成立了公款公产处,对传统公立善堂堂董的任命、善堂的财务状况及办事规则等,都从实际上干预。清末常州近代新型慈善组织才初步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代新型慈善组织已经成为常州慈善事业的主流,对于贫民救助和解决当时社会问题都有很大帮助。基督教在常州立足之后,对公益慈善事业也有重要贡献。     

民国京津地区慈善事业互动关系初探

民国以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京津两地慈善事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互动相当频繁,同时也颇有效果.它们进行合作和发生相互影响的史实表明,时代最强音民族主义、两地独特的政治环境、相近的慈善传统与文化氛围、便利的地理位置等,均对双方慈善事业的互动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地发生互相关联的慈善活动,已然产生超出慈善救助事业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不仅反映了该区域在近代斑斓多彩且遭受多重灾难的社会面貌,更重要的是凸显出慈善领域内民族精神也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