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和教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李达,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战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大论战的性质,和参与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主将及其历史功绩,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是清楚的。但是,“四人帮”却甘冒天下人之大不韪,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公然把参加论战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诬蔑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把三次大论战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争论,妄图从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三次论战与四项基本原则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这三次论战的中心是中国革命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重评科学与玄学论战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一致持贬斥的态度。以两本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为例,它们的评论是: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亦称‘科学     

从“中苏论战”到“中国道路”--《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评介

对“中苏论战”的探讨,长期以来是个敏感的话题。《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一书是探讨中苏论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得力之作,探讨“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实质,研究“中苏论战”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影响,指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显著创新性。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论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涉及到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这场论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要掌握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史华慈“毛主义”的“独创性”研究

史华慈在“毛主义”战略中,提出了“毛主义”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两次大论战。至于“毛主义”是否具有独创性,关键看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分析“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保尔·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保尔·拉法格是首个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积极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积极翻译工人运动文件,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阐释了“两种环境论”,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论战,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