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基于内部供给与外部需求视角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11-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校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在作用机制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体系,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展开理论探究,并以国内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高素质人力资本、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较强交互,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公共服务供给可有力协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有10%～20%影响效能经由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中介路径实现。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明确验证公共服务供给的中介传导路径,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新证据。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基于地区数据的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四川省为此推出了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背景下,测度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度、深化度、互联网金融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出四川省各地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四川省各地市普惠金融指数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在四川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差异化普惠金融政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营造普惠金融文化环境等措施,积极缩小各地市的差距,推进各地区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逻辑、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

从数字普惠金融内涵、概念出发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逻辑,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深入剖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根据非参数KDE、Moran’s I指数与空间Markov链估计的结果发现,2011-2020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经历了由两极分化到整体收敛的演化过程,并存在全局空间下的集聚现象;基于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可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且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最后采用σ收敛、绝对和条件β收敛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正以更快的速度追赶水平较高的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区域差异将缩小。建议政府部门立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劣势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