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劳动力视角探析耕地抛荒行为——基于会同县农村的实证研究

从劳动力视角看,抛荒的实质是农业生产中耕地没有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结合,或结合不充分,前者为显性抛荒,后者为隐性抛荒。通过对湖南省会同县农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质量、结构和价格,对显性抛荒和隐性抛荒有不同的影响;发现农村劳动力剩余和耕地抛荒并存。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收益,吸引劳动力务农。为此提出按产量奖励、经营权竞拍、适当提高粮价和不同种类耕地实行差别政策等建议。     

建立被抛荒耕地强制托管制度的法律思考

耕地抛荒已经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面对即使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也不敢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的尴尬现实,笔者建议建立具有强制效力的被抛荒耕地托管制度予以应对,并就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强制托管机构的建立及其经费保障、被抛荒耕地强制托管的方式与优先权保障、被强制托管的抛荒耕地的利用、被抛荒耕地强制托管的解除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     

农村土地抛荒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基于湖南郴州龙海村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业已呈现出来——耕地抛荒。笔者以湖南郴州市龙海镇龙海村耕地抛荒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归纳和总结了耕地抛荒现象及其原因,同时,就解决农村耕地抛荒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建议,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村耕地抛荒现象的重视。     

农地流转市场化中的耕地抛荒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空气、水和土壤视域下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证据

耕地抛荒会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端稳手中的“饭碗”具有重大意义。在空气、水和土壤视域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和地级市环境污染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及其微观影响机制，最后探讨了不同农户群体中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经一系列检验方法验证后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发现环境污染通过降低作物单产、增加劳动力健康风险，最终导致农户抛荒耕地；（3）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污染显著增加了粮食作物种植户和老年农户抛荒耕地，中国农业生产主要群体更易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政府部门在分析环境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应将耕地抛荒考虑在内，忽视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影响会严重低估环境污染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     

一个耕地抛荒的解决方案:农民工回乡创业

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利用农民工回乡创业缓解耕地抛荒的可行性。结合需求层次理论、人口流动理论,构建的数学模型分析了耕地抛荒的原因、回乡创业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人口流动是目前耕地抛荒的主要原因;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动机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主要原因。最后,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耕地抛荒现象原因探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民以食为天 ,食以地为本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命线。日趋严重的农村耕地抛荒现象主要是体制、政策与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而成 ,从根本上扭转农业耕地抛荒现象必须对症下药方能有效     

农村耕地抛荒的多层治理

耕地抛荒是指原有耕地由于机会成本大而处于闲置状态的现象。荒地多为不便机械耕作、贫瘠的坡耕地及经济落后的山区农地。耕地抛荒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大;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性较强的耕地保护制度。当前耕地抛荒治理的主要形式有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和代耕代种,面临的问题是缺乏高素质的土地经营人才;土地流转和托管活动中缺乏有效通道和中介;荒地整治改造与基础设施完善的投资大、回收期限长等。因此,耕地抛荒治理要多管齐下:国家要在政策、资金投入方面有新举措;地方政府应着力完善农村科技推广网络,推动建设村级土地经营权流转中介;农民要转型成为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耕地抛荒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探析

耕地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在整个自然资源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追求和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全面持续发展的关键和基础。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应运而生,分析其流转的动力,主要有经济利益实现、追求规模效益、制度变迁和制度运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几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以期优化土地流转的内外环境,遏制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率,进一步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     

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的经济学解读——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制度寻求

探讨了耕地抛荒何以是一种理性人思维。在此基础上,指出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农民追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理性选择。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原理,提出在完善以政府的农地流转服务链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重构城乡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的制度寻求方案。     

扶农政策:效果显现,隐忧尚存——浙江省耕地利用情况调查

今以来,浙江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制定了一系列制止耕地全年抛荒、减少季节性抛荒、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扶农、重农政策措施。为了解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6月上旬我们开展了一次春夏两季农村耕地利用和早稻收益情况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浙江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效果已经显现,农户种粮积极性和春夏两季耕地利用率有所提高,早稻播种面积有较多增加,收益改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农户耕地隐性抛荒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反思——基于陕西省岐山县502位农户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致使耕地隐性抛荒问题凸显,这对于农村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岐山县502位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耕地隐性抛荒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的年龄、村委会服务质量、可用水井量、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对隐性抛荒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农户的性别、家庭外出劳动力数量、以及粮食种植成本价格等因素对隐性抛荒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农户的学历、拥有机械价值、农产品市场信息满意度和市场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粮食补贴制度等对策建议。     

黑土地的呼唤

2002年8月,笔者就“三农”问题对湖南省衡阳市所辖常宁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和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该市不少乡镇农民举家外迁,土地抛荒十分严重。据市委组织部和有关农业部门的同志介绍,在该市56万亩耕地之中,抛荒和半抛荒的约15万亩,因自然灾害和遭受污染而抛荒的约5万亩,两项合计占总耕地面积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效应

基于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是否抛荒及抛荒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节的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抑制作用大小依次为种植规划服务、机耕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和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影响不显著。与单环节生产性服务相比,“种植规划+机耕”“种植规划+病虫害防治”和“机耕+病虫害防治”等多环节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以村集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相比,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 通过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耕地资源禀赋的限制来抑制农地抛荒;从农户禀赋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在家庭务农收入占比较低、有65岁及以上老人、土地产权模糊的农户中表现更加明显。     

移民搬迁村土地抛荒的形成机制——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D村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抛荒现象越来越常见,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基于甘肃省某移民搬迁村的调查发现,市场经济使得农民个体走向理性化,移民搬迁使得熟人社会陌生化,这造成了农民的离土倾向,集体组织治理乏力加剧了村民的离土行为,而土地向承包者流转不畅最终造成了规模的土地抛荒。解决土地抛荒的困境,关键在于加强集体组织的力量。     

耕地抛荒的现象与本质——安徽省农村耕地抛荒调查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淮河天然地将安徽划为淮北、江淮、江南三个区域。全省土地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31.2%，丘陵占29.5%，平原31.3%，湖泊和洼地占8.0%。2000年末全省耕地面积6344.3万亩，人均耕地面积1.06亩。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不再以土地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来源，不少地方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耕地抛荒现象确实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但它客观地反映了现阶段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同时它还表明了农民经营行为的理性化。而且，它很可能标示着农村土地利用的长期态势。最近安徽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全省…     

农民为何不愿种粮?——对武进县加泽乡的情况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农村,却出现了农民不愿种粮的倾向。农民为何不愿种粮?带着这个问题,我对武进县加泽乡作了一次初步的调查。 在武进县加泽乡,1985年全乡的粮食总面积为35,338.5亩,比1984年的总面积40,189.5亩减少了4,851亩,种粮面积下降了12.07％。其中,除了少量土地被征用外,多数耕地改种了经济作物,甚至有不少耕地被抛荒,1986年上半年,抛荒面积竟达二百多亩。农民不愿种粮!     

农村耕地流转面临规范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农村耕地流转速度较快,部分省份流转耕地已经初具规模,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因耕地流转产生的纠纷隐患也随之增加,流转后耕地用途控制有效办法不多。本文根据江苏、安徽等10省(市)调研资料,分析总结了农村耕地流转进程明显加快、耕地流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形式不断创新等新特点;指出了耕地流转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减少耕地抛荒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耕地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服务不到位、对新型流转主体支持不够等突出问题。本文对加快耕地规范有序流转提出多条建议。     

中国耕地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行为的分析

本文尝试从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特征和规律的视角探究中国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寻找耕地保护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出路.通过对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耕地保护执行行为、监督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农民缺乏对耕地保护政策的了解和保护耕地的意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激励与分权体制下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不相容是造成当前耕地保护困境的直接原因.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给予农民以经济激励,让农民从耕地保护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将耕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完善考核方式.     

耕地保护制度中的利益失衡与重塑可能 ——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当前耕地保护制度主要通过严格的行政管制控制耕地数量,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双重困境,这是现行耕地保护制度设计中的利益失衡的结果显现.运用在集体土地征收问题中并被广泛讨论的土地发展权概念,可解释此种利益失衡的实质原因,亦能为问题解决寻求法理依凭与法权基础.分析论证我国耕地发展权内容与主体,明确土地权属制度下耕地发展权内涵,在承认耕地发展权基础上建构保护模式.土地发展权的实现可平衡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土地高效利用与城乡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