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基础

交易成本是减少交易活动的差异性所付出的代价 ,减少交易成本的核心思想在于使交易活动的双方或交易主体与交易环境之间相互一致或相互接近 ,达到最适应的结果。而减少交易成本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纠错和创新。     

区域分工拓展:基于交易费用制度性内涵的思考

转型期非协调体制架构下跨区域交易费用的增加,限制了区域交易范围的扩大,是中国工业产业逆分工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的变量,一套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能使交易者承担起在交易风险,进而使交易双方在规制约束中内生抑制机会主义以降低交易费用的期望.将"制度因素"与"交易费用"联系在一起考察跨区域交易活动,实际上是基于制度约束条件对增加或降低交易费用具有重要作用的视角前提下对交易费用概念更深层次的理解.     

从交易成本透析关系营销

传统的交易营销活动在促进交易的同时也是导致交易成本的重要源泉。关系营销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 ,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但是关系营销并非适用于所有交易 ,而且关系营销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交易的特征 ,只有将不同层次的关系营销努力与不同特征的交易相匹配 ,交易成本的总量才可能得到节约。     

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存在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削减竞争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等合作剩余获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契约结构,也面临着"政府失灵"等的威胁.因此,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应依具体条件受到限制.     

合作与竞争的选择机制

合作与竞争是人类经济行为的两个不同方面,在一定的交易空间里,行为人是选择合作.还是选择竞争,主要取决于合作剩余与竞争利余的比较.行为人在合作与竞争之间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在两者之间谋求一种均衡,以使合作剩余与竞争剩余在边际上的增量相等.在选择的过程中,信息、政府与合作文化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交易成本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基于农户层面的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但它因需求的不足而迟缓不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合作组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密切相关。但交易成本是否降低不仅取决于合作组织对外交易成本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以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之前的初始交易费用的高低。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缘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狭小、农业市场化程度不足、合作组织生存环境的制度性缺陷等因素,导致了可节省的交易成本十分有限,从而抑制了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     

论企业的剩余创造与人力资本

交易费用理论并不能解释企业的存在与基本职能，对此只能归结到剩余创造，而对剩余的理解与剩余源泉的追索，则必须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与剩余价值创造活动中，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组成创造价值实体的劳动系统，唯有其劳动是企业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由此回答了在企业中谁创造价值的问题，这对于如何通过企业治理结构来分配价值具有理论上的支持意义。     

垂直型产业集群交易成本剩余的博弈模型解析

本文从产业集群剩余整体分解模型出发,分析了垂直型产业集群通过重复博弈规避交易主体"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从而获取成本剩余溢出效应的途径,并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交易中的监控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博弈模型设计,分析了垂直型产业集群监控成本节约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不具有的新功能,垂直关联型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间通过重复博弈和集群内部的信誉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从而实现产业集群成本节约溢出效应.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法律保障现状及完善构想

制定霍尔果斯口岸的相关条例，成立“合作中心”管理委员会；建立一个共同管理或协调的机构，对“合作中心”区内的交易活动进行管理；为解决“合作中心”双方的贸易纠纷，中哈双方应共同组建相应的仲裁委员会；中哈双方共建“合作中心”官方网站；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理论与实务研究，为区域经济合作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信用交易:担保物权制度演变的经济分析

信用交易的最大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是降低信用成本。银行信贷是信用交易的核心,信贷中各种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对交易双方合约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信贷关系中借款人与贷款人是否选择担保物权来保障信用是由创设信用的成本和风险规避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由于个人信用在交易中地位的不断强化,导致了担保物权信用基础的变化,这种由物的信用和人的信用共同构成的担保物权,更具有克服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这种新型担保物权预示了担保物权制度未来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