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评价问题

一关于古人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从思想内容上最早肯定李商隐的要推王安石。《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他之推崇杜甫大概是因为杜甫的“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子美画象》)。而他之所以喜爱李商隐,尽管和他认为李的学习杜甫诗律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李的部分诗篇中有着杜甫的具体而微的“沉郁”精神。这从他所欣赏的李诗,可以得到证明,那些诗不是什么《无题》诗,而多属有关忧乱伤时之意和苍凉浑健之音的警句。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张福勋教授《论诚斋诗的恢谐艺术》被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丛刊》选录并评介

《阴山学刊》常务副主编张福勋教授宋诗研究系列论文之一种《论诚斋诗的恢谐艺术》，被台湾编辑出版之《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选录。该丛刊收录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之精品，具有权威性、资料性和收藏价值。目前已出三期。第三期由主编代序之《宋代文学研究面面观》，评价“张福勋《论诚斋诗的恢谐艺术》，具体归纳出误会、重复、谐音、反常、打浑、调侃、对比、颠倒、疑问、数字十种恢谐法，对《沧浪诗话》所谓‘诚斋体’提供新颖而坚实的诠释视角。”认为是宋代诗词体派研究之“力作”张福勋教授《论诚斋诗的恢谐艺术》被…     

王维《终南山》试品

唐代的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常融合画法作诗、融合诗法作画,所以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确是王维作品的艺术特色。但我们不可把这两句话看煞,以为前句只能评他的诗,后句只能评他的画。其实,“好的诗不仅要‘诗中有画’,而这诗中的‘画’同时也应该是诗。”《终南山》就是一篇诗画兼美的佳作。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吴晟严沧浪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①所谓变唐人之风，即宋诗风范主要体现者——东坡、山谷诗，变唐诗以韵胜为以意胜者也。个人认为，宋诗之“意”主要体现为“趣”：...     

春风又绿江南岸，“又”字更在“绿”字前--《泊船瓜洲》细读

《泊船瓜洲》系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的一首七绝：“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如是赏析该诗：“‘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     

论宋诗的历史地位

凡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提起唐诗,那是众口一辞,誉为中国诗史上的高峰;一提到宋诗,却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贬宋诗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谓“终宋之世无诗”(陈子龙《陈忠裕集》)褒之者有的则把恰恰是宋诗的缺点也加以赞赏,奉为圭臬。建国以来,诸家评论兼顾内容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宋诗的历史地位。但自从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由于信中谈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些文学论著涉及宋诗时,大多不是裹足不前,就是绕道而行,或者只谈宋诗不懂形象思维而不及其它。这就会使人产生宋诗除了“味同嚼蜡”之外再无长处的误解。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论本是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着眼的,并没有对宋诗给以全面否定的意思。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对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薄”非“语助”辨

我国历代不少古文字研究者认为“薄”字可作“语助”用,如刘淇《助字辨略》说:“诗国风‘薄言采之’毛传云:‘薄,辞也’。……愚案:‘薄,辞也;言亦辞也。薄言,重言之也。诗凡言薄言,皆是发语之辞。”杨树达《词诠》则把“薄”定为“语首助词”。新《辞海·语词分册》在训释“薄”的词义时也列了“作语助”一条。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下面想就我们研究的结果,谈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薄”字金文作(?),《金文诂林》卷十二引容庚《金文编》说:“(?),从干,经典通作薄。虢季子白盘:(?)伐(?)(?),即《诗·六月》‘薄伐(?)狁’”。许慎《说文·(?)部》说:“薄,林薄也。一曰蚕薄。从(?),溥声,傍各切。”段注:“林木相     

《管子》“和合”思想辨析

《管子》“和合”思想辨析吴显庆《中华和合文化研究概述》一文〔１〕谈到，“在先秦的思想家中，管子第一个对‘和合’概念作了表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他把民众的‘和合’作为...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

当行，就字义而言，即内行。宋赵令　　　《侯鲭录》有：“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来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拿“当行”一词论词、论诗；拿“当行”论曲的最早当属明初的朱权，朱权《太和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     

说“春归”

欧阳修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是颇为人们称道的一首好诗。《宋诗一百首》也选了它,可谓知诗之选。但笔者对该诗首句“春归”的理解,与《宋诗一百首》的注释颇有些异同之论,因以献芹,以祈斧正。 原诗是: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堆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①的诗作卓然而立，并独树一帜而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②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塞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子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指李贺诗歌险怪奇特之风格——引者注）有时几乎超出于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     

也谈李商隐《利州江潭作》——试与杨柳同志商榷

1980年第6期《人文杂志》载杨柳同志《如何确解李商隐诗》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评述近年来对李商隐诗的研究,选题是好的。李商隐诗是唐诗中既著名又难理解的诗,对不同的解释进行探讨,是有好处的。若能科学地评述李诗研究中的优缺点,肯定研究成果,指出不良倾向,用实际范例,提供较好的研究方法,确能促进李诗的研究。但杨文不是这样,而是简单地把他不同意的解释,都斥为“疏于考证”、“挟典藻之词,而乏实征之功”、“以‘意逆’代替‘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