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     

论诱惑侦查

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行贿、伪造货币、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应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涉外毒品案件侦查缺陷及解决——兼议《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办案程序》的修改

当前我国涉外毒品案件日益增多,但我国的法律、法规对涉及外国人犯罪案件在侦查、审理方面的特殊规定,使得基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为了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得不"降格办案"。这不仅对案件侦办质量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刑事法律功能的缺失。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公安机关侦办涉外毒品案件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及危害后果,对防范涉外毒品案件"降格办案"提出一些对策。     

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缺陷及完善

侦查构造是指侦查程序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不同诉讼目的的指导下采取了不同的侦查构造形式。由于我国目前的侦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而我国的法律文化又和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较为接近,所以我们应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为基础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改革。     

《民法总则》第10条与我国的法源位阶体系——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

《民法总则》第10条在学界引起了对于我国法源位阶体系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该条文的案例"上诉率"也较高,其原因是对于该条文建立的法源位阶体系理解上的偏差。该条文可以通过法释义学解释将原则、法理等纳入其中,但本质上仍是确立了我国二位阶的法源体系,而在判决文书中,一些涉及到已通过法条明确的法律原则,应当直接引用,对于一般性法律原则和习惯等,才需要通过引用《民法总则》第10条进行裁判。     

秘密侦查制度略论

2012年3月4日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第二编增加专节“技术侦查措施”,以此来弥补之前刑事诉讼法关于“秘密侦查”的空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侦查方式,它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秘密侦查是一种具有特殊效力的侦查方法,这使得它可以在“秘密”状态下最大化地打击犯罪。但不可忽视的是,这同样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侦查方法,还会因为其隐秘性造成外界对秘密侦查具体执行监督的一种无力。为了对秘密侦查制度有一个具体的全面的认识,首先需要对秘密侦查的概念、特征、分类等进行阐述,以明确秘密侦查的界定;通过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及潜在风险进行合理分析,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相关条文进行探讨,详细分析其存在的进步和不足,借鉴当前有利的经验,对秘密侦查法治化的中国模式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望秘密侦查能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得秘密侦查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建立"主动型"侦查机制的思考--以检察机关侦查线索获得机制为视角

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运行的是"被动型"线索获得机制,这种机制是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在今天的作用已微乎其微.要改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案源匮乏的状况,必须建立"主动型"侦查机制,如完善包括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各种配套法律制度,出台包括"阳光法案"在内的一系列反腐败法律,运用大量的高科技手段为"主动型"侦查机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等.     

刑事辩护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福利

在现代法治观念下,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原条文做了“大手术”,尤其在辩护制度方面“医治”了诸如侦查阶段律师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会见难”等“病症”,体现了公正审判的精神以及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开始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两大法系法官侦查监督权之比较

综观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都赋予了法官侦查监督权,即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进行司法监督。但由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以及法律渊源、历史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对法官侦查监督权的立法规定也有所区别。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与制度构建

大数据侦查对传统侦查模式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数据侦查对司法活动中数据的发现、提取、追踪、储存、研判和应用,开辟了侦查模式的新纪元.文章从多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问题,即全面研究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特征与价值,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的博弈在法律上很难认定、大数据预测在因果推理中带来的困惑、大数据分析结论在证据形式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大数据侦查的预测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传统侦查思维模式的阻挠和缺乏复合型司法侦查人才等问题.同时,对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原则问题以及完善大数据侦查在司法活动中的制度构建措施等.     

技术侦查行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立法具体化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技术侦查行为时应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侦查理念、转变侦查模式、坚持正确的权力行使原则以实现在侦查程序中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论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比较法视野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但是我国目前侦查程序的行政化特点明显,弊端众多,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运用"三方组合"诉讼理论重新构建侦查制度.本文从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过比较法研究的手段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侦查程序,进而提出我国侦查程序实现诉讼化改造的必要性.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对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的思考

侦查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因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又具有侵犯公民权利的重大可能性。侦查权的这种双面性决定了立法者必须认真对待侦查权,而认真对待侦查权的首要任务必须慎重对待侦查的启动。我国的侦查启动模式是以立案程序作为侦查启动的标志,但是这种繁琐的严格控制型的侦查启动模式既违背了侦查启动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诸多弊端。本文从侦查启动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入手,分析了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