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吏之道》看儒学与秦代的政治道德

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主要说明官吏应具备的品德修养,以及官吏治理人民的政治道德;将其与儒家传世经典文献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其吸取了儒家宽裕忠信、修养身心、安贫乐道的思想,这表明,秦代在治民方面虽然实行严刑峻罚,但是在政治道德建设方面却重视儒家的内圣之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代并不完全排斥儒学。     

官德与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官吏道德对社会稳定的重大作用.官德之所以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作用,是同官德起作用的特点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吏",而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稳定是头等重要大事的当前,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官员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巨大功能作用.     

官德:身份伦理的视野

过去我们一直把官德建设作为职业道德建设来抓,结果使官德建设的超前性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性相混淆,使官德标准降为民德标准,从而导致了官德的普遍滑坡。如果从身份伦理的角度看,官德是一种角色道德。官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官德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地位。儒家的身份伦理及其制度化,为我们进行官德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荀子道德教育观对孔孟思想的继承

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尤为注重道德教育,继承传统是其道德教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创建道德教育思想时,继承孔子、孟子的道德教育作用论、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从而弘扬了儒家传统,丰富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     

官德建设的儒学理路

改善道德必须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 ,否则就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充分发掘儒家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和创造性转换 ,服务于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官德建设 ,是我们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 ,依托儒家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观念 ,走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官德建设路子 ,整合我国正在进行的官德建设 ,无疑是一种理想而实际的选择     

《论语》的理论结构与儒学的思想体系分析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及其元典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剖析，阐明儒家伦理实际上具有一个多元的理论结构。辨明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糟粕，可以为儒家伦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定位确立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     

荀子道德修养观探析

荀子道德修养观探析刘玉明迟淑荣荀子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目前学界认识基本一致,即荀子属于儒家,并认定荀子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然而,在论及荀子的道德观时,有论者认为,荀子侧重于“礼制”和“礼教”,而不注重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时间里,注重行政道德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政伦理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行政伦理文化在形成上既继承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容上主张威德兼弘,＂威＂在＂德＂先;蕃汉并用,打破选拔官吏的民族界限;崇智、尚武、重文、重实用的用人价值观;选任方式的世选制与科举制并存;考课行政官员标准的实用性;忠、慎、勤、清、正的官德修养。在作用上既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也对金元王朝重才取士之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行政伦理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韩愈治潮：宋儒树立的一个典型

韩愈刺潮时间很短,治潮政绩不算突出,对潮州和潮人也没有好感,甚至恶语相向,但却形成今日“潮州山水皆姓韩”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核心思想地位,宋代儒家学者不断地推波助澜,使韩愈在儒学传承中的地位被越抬越高,最终把韩愈治潮这段历史塑造成儒家治世的典范.     

中国官德建设的历史考察

中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官德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魂 ,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必须依赖的精神工具 ,始终与国家安危、人民祸福联系在一起 :官德兴 ,国必兴 ;官德衰 ,国必亡。考察中国官德建设的历史 ,有三条基本经验和教训 :一是注重官德教育和官德修养 ;二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律惩戒 ;三是忽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义与利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自由儒学:儒家道德根基批判

文章旨在批判和敞开传统儒家在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面向,探究其中蕴含的自由因素。针对儒家经典中的“为仁之本”“德之本”等丰富多样充满张力和歧义的大量相关表述,通过对孝悌之本、仁之本、恻隐之本等道德根基理解上的不同向度的考察,借助传统自身的理路和资源,消化传统儒学道德理解上的内在张力,寻求儒家道德根基自洽性转化的可能路径,澄明情感自由对于道德的本原性意义以及自由儒学的可能性。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儒家伦理与道德管理

儒家伦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管理、道德教化,其中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如：仁爱、仁义原则,贵和、和谐原则,惠民、富民原则,重视教化原则等。此外,重视对为政者即管理者的道德管理,即重视对为政者的道德人格要求,重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是儒家道德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官德之价值意蕴探析

官德的产生依赖于官吏的产生。官德之流变具有从政个体官德发展的层递性、从政群体官德的主导性、社会形态官德发展的历史性及现代官德对传统官德的承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官德对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树立领导权威、防止公权滥用、克服权力异化等方面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儒家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义、礼三者统一、人性论、义利观、道德修养论、以德治国等方面为一体的完整的体系。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初步确定了注重伦理道德的儒学思想史特征,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