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从礼仪符号看先秦宗教的信仰形式

礼仪是由一系列体态、器物等符号表征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规范形式.祭祀礼仪是宗教崇拜的原生形态,它比神话和神学教义有更强烈的感性激发力.周礼是西周宗法社会的产物,包括了礼乐文明形式化的宗法宗教.其中属于吉礼的仪式以昊天上帝、远祖神灵为膜拜对象,体现尚德的伦理宗教;而属于凶礼的丧葬礼则以近亲死亡为祭祀对象,体现着鬼神禁忌和死亡恐惧的原始潜意识.它们一起构成了等级化的宗法宗教,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人类学和宗教心理学角度对礼仪宗教形式进行探讨.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古代至中世纪日本人中华观念的演变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和朝鲜两国都抱有好感,而随着其国力的增强,独立自尊意识也随之加强,谋求本国对中国的对等地位,对朝鲜等周边小国则视为藩国,其对印度的态度则因为其为佛教源头的原因而持景仰之心。进入中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发生了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因而恶化了两国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日本经济在元代开始形成其独立的经济体系。     

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以"赶礼"的交往形式为例

在农村,社区精英的地位和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他人对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期待可建立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来阐释。“赶礼”是所考察农村社区常见的一种人际交往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践,提供了体现社区精英身份的视野。本文通过构建村民之间“赶礼”的图景,分析了这种礼仪风俗所蕴涵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深层含义,从而探讨了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问题。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中国朝鲜族“礼”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

朝鲜族“礼”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之一。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通过梳理“礼”文化在社会实践、学校教育和乐舞艺术作品三个方面的内容可知,在新时期朝鲜族社会建设中,中国朝鲜族形成了德育为先、诚信为本、崇“礼”尚“乐”、尊老爱幼的民族共同价值观;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礼”影响着区域素质、思政、艺术教育;“礼”文化尽善尽美地融入音乐舞蹈作品中,形成共同体意识,继而传承和发扬朝鲜族“礼”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韩非之礼学

韩非是法家著名人物。但是,韩非并不简单的否定礼,他借用礼的等级性维护和论证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法治维度批评儒家德治、仁政,还从礼的维度批评儒家的道德仁义,并将忠孝仁义等纳入礼的控制之下;他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和生活层面的价值,在情礼(礼仪)之间又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浅议传统人生礼仪

传统礼仪不仅存在于人际交往中,也存在于家庭、家族和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中,且贯穿于人生历程,几乎每个人都需经历的礼仪就是人生礼仪。人生礼仪又称生命礼仪,国际上称作“通过礼仪”。传统的贯穿人生的礼仪主要有诞生礼、冠笄礼、婚嫁礼、丧葬祭礼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生礼仪逐渐褪去了宗教色彩,并删繁就简,出现了世俗化倾向。     

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

近代中朝贸易可分三个阶段,即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1年日本统治朝鲜至1918年。一 1840～1894年间的中朝贸易这一阶段中朝贸易共有三种形式:使行贸易、陆境边市和海上贸易。     

社会转型视角下民国徽州家族礼仪形式变化研究——以绩溪家族对朱子《家礼》的实践为中心

在传统家族社会,家族礼仪形式意味着家族延续与否的重要保障。其中朱子《家礼》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式性地位,成为传统家族社会礼仪形式的代表,尤其是在被誉为"程朱阙里"的徽州,这种地位更为稳固。作为一个以"中原华冠"后裔自居的典型宗族社会,入明之后,各宗族便一直以朱子思想为指导,以《家礼》为范本来制作族规家礼。直到近代社会转型对徽州宗族社会产生冲击,《家礼》的范式性作用才受到一定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这一时期《家礼》在徽州的实践中管窥一斑,民国时期绩溪家族便是其中的典型。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中国传统礼仪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礼仪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神敬鬼活动 ,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演变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周公“制礼作乐” ,对“礼”做出了创造性发展。由于礼仪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 ,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在塑造完美人格、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礼仪教育受到历代当政者和教育家的重视。中国传统礼仪的精华可以作为当代新礼仪建设的思想资料。中国传统礼仪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和加强当代青少年的文明礼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