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态度，风月情怀——白玉蟾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南宗第五祖的白玉蟾,在长期的云游修道生涯中,他将自身修炼与审视秀丽的山川结合起来,体验自己内心神秘的道教审美感受。这种感受蕴涵着丰富的道教美学思想,涉及道教审美人格理想、审美心理、自然审美论、道教伦理美学和道教文艺美学等方面。他将道家的这种主观性与其宗教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以“求道”为乐的美感判断准则。以求道成仙为乐,在乐中获得审美体验,白玉蟾正是这种强调主观美感论的倡导者。白玉蟾的美学思想成就使其成为宋代道教美学的大家,代表了宋代道教美学思想的高峰。     

苏轼与道

本文着重论述苏轼与道的关系,即道家道教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对道家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具体论述苏轼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历史分期;道对苏轼思想的影响;苏轼的道教修炼;道与苏轼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阐述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的承传。     

论苏轼早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勇儒人格

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味着兼顾融通济世弘道的责任与生命超越的祈想,在山水中灌注着追索人生意义的哲思理趣。苏轼一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其人格构建是印证相通的,早年签判凤翔与通判杭州期间的山水之游,主要呈现出的是志道经世、迈往无前的勇儒人格。经由山水审美的禅思理悟和极富人文精神的智性体验,山水诗心对传统的勇儒人格施以补救、纠偏和整合,变兼济独善的政治人格的偏废分裂为冲夷平淡、理智内省的文化人格的中正圆融。这正是苏轼于山水游宦的生命实践中反思个体价值、建构理想人格的积极意义。     

唐代道教山水诗中的艺术化人生

唐代道教山水诗,以真实或想像的山水为审美对象。道教诗人在山水之间安置契道之心,通过修心、炼性实现其宗教目标,同时也达到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在唐代道教诗人的隐逸生活中,表现出超凡脱俗的时代理想和艺术化的人生追求。     

论《李凭箜篌引》的道教文化内涵

李贺诗《李凭箜篌引》中繁密的神灵意象来源于道教神仙谱系或神仙故事,诗中表现出的音乐效果与道教音乐理想契合,在审美追求上该诗又与道教文学的审美情趣具有一致性,因而整首诗的意象或意象群为道教文化所牵系,形成了以神仙世界为图景、以道教音乐理想为内核、以道教文学情趣为总特征的文化内涵。     

论《庄子》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

《庄子》一书对苏轼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人格境界上,苏轼接受了庄子齐一万物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形成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在创作观上,苏轼受庄子＂物化＂＂忘我＂思想境界的影响,形成＂虚静＂＂忘我＂的创作观。在审美追求上,苏轼接受庄子无待、天游的和与自然同一的思想,他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平淡自然的审美风格...     

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人格代表了华夏文化豁达大度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给人以“悦神悦志”的审美享受。本文从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两方面入手，认为苏轼人格立足于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代表了宋人立足社会的心理归隐方式，是宋代文人群体心态的反映；它具有风流标格、随物赋形、自然萧散、诙谐戏谑的美学特征。     

苏轼书学君子小人评骘观郄视

苏轼书学总结性地运用伦理评价方法及思辨思维,确立了一套君子小人评骘体系。它以苏轼哲学对人格修养的高度重视为思想基础,以苏轼由"臣"到"人"的思想转变为嬗变契机,并以笔墨之"趣"的提出为标志,真正走向了审美领域。     

苏轼的悲剧意识及其价值

苏轼的悲剧意识以"人生如梦"的虚幻观为核心,它源于苏轼与生俱来的"死亡意识",而社会实践使他的这种意识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这种怀疑和否定的思维方式使苏轼逐渐确立和发展了"高风绝尘"的审美人格,最终实现了对悲剧性人生的超越。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