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着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反对妇女受封建压迫的思路逐渐渗透到反缠足运动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都倡言此说.妇女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制度、礼教等的压迫这一说法开始风行.国共关系破裂后,这一观念在国民党的反缠足观念中逐渐淡出,而共产党则在反缠足运动中继续扛起反封建压迫的旗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以福建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中,基督教传教士的倡导之功不可否认.在与中国人长期的接触中,来福建的传教士对缠足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身体力行地开展反缠足运动.厦门天足会的成立,开中国近代天足运动风气之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传教士在天足宣传上的泛宗教化倾向,使许多基督徒在抛弃裹脚布的同时,也注定了其天足运动最终要走向失败.     

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

缠足陋俗在中国沿袭久远,影响甚深。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缠足陋俗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这些变化肇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努力,他们不仅大力进行反缠足舆论宣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于实践。虽说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观上是为其传教活动服务,有其局限性,然而客观上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了近代反缠足运动的开展。     

基督宗教与清末中国不缠足运动——以海洋亚洲为视域

发端于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既是女性身体解放的关键环节,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产物,它与基督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它与基督宗教势力在中国扩张的历史轨迹同步,以厦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为中心逐渐向内地扩展,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在不缠足运动推广的过程中,基督宗教反对缠足的主张和实践也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逐渐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并对中国女性的身体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令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不得不正视基督宗教的存在,从而加速了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进程。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精英接受了传教士们对缠足的论断,进而开始审视自己的女性同胞,将"缠足"长久绵延之女俗嵌入到民族主义话语中,进而孕育出一种兼具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文化政治实践。这不但使中国各界人士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伸张,并令这场不缠足运动从外国传教士拯救中国的行动转变为由中国男女两性参与的救亡启蒙运动。     

缠足的野蛮化:博览会刺激下的观念转变

原本被视为文化象征的缠足习俗,在近代逐渐变成了野蛮的国耻.这一重大观念转变与20世纪初大坂、圣路易博览会列妇女缠足为野蛮之俗的刺激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已有部分与西人接触较多者以缠足为耻,但更多是个人观感.在博览会事件的刺激下,这一观感逐渐上升到国体和文明的高度,并使耻辱情绪发展成为集体舆论,确立了缠足野蛮的观念.进入民国以后,“博览会耻辱”仍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     

论毛泽东的国家富强思想

为把一个落后的中国改造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倾其一生致力于中国的富强大业。他关于实现中国富强的思想,展开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真诚爱国者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精神,他的这一理想尽管终其一生尚未最后实现,但在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富强的征程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

在清季中西学战导致的整体社会生活变迁压力下,一批学者目睹西方和日本的"富强"之效,同时受到进化论等西来观念的影响,认为西人富强的秘密在切音为字,简便易学;汉字繁复,又与语言分离,不便普及,乃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为此,不少人投入到以"言文合一"为目标的制造汉语切音字运动中.这一运动的榜样是泰西和日本,也从中国学术传统里汲取了思想资源.其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后国语运动中一直存在.     

海外传教活动对20世纪美国的影响

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对美国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传教士及其子女的著述挑战了当时在美国广泛传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观念,而且很多传教士在与外国民众(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长期接触之前也曾持有这些观念.在20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中,回国的传教士及其子女大多踊跃参与国内大量的带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包括二战期间抗议拘留日裔美国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推动美国对亚洲各文明的学术研究.曾经身处异乡并与外国人亲密接触的经历逐渐消除了传教士们原先的偏见,这导致他们在回国后积极倡导把美国建设成一个眼界和心胸更为开放的社会.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人的汉语学习

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美国商人中只有亨德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汉语。19世纪40年代以后,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流行话语的民族复兴思潮趋于深化、高涨;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换枢纽与重要标志。     

倪维思夫妇释经布道文之语言实验

19世纪中后期,从对文言文的选择实验到对区域方言的选择实验,从对南方方言的选择实验到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从对北方官话的选择实验到对一种基于北方官话基础的时代共同语与共同文("新白话文"或"传教士白话文")的选择实验,新教来华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释经及宣教布道文的语言实验方面的道路,既彰显出他们夫妇二人在此方面的实践努力,亦昭示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此领域的自觉探索、实验路径与实际成效。这种语言实验与语言转型,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实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甲午战争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标界。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出现于甲午战后。甲午战争推助了中国政治心态的转换 ,加速了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革新 ,促成了知识精英政治人格的激变     

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

演说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也被清代官府用做《圣谕广训》的宣讲。西方传教士用中文传教所作的演讲,显示出与清代官府演讲不同的态度、内在思想和理路文体。这一变化实际上带有从古代到近代的变化。从演说体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所起的过渡作用。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新闻媒体纷纷指责基督教新教士的中国传教活动;针对这种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都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以此论证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