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人类学的重新评估

倡导社会文化整体观的功能主义曾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功能主义不仅缺乏对社会中的个人、冲突与过程的考察，而且由于它太关注文化的“工具性”，因此也忽视了象征符号体系的独立性与解释性。作者认为，社会人类学者应在功能学派所忽略的领域（如个人、冲突、过程、象征）中，对旧有体系加以重新评估，并寻求新的视野、理论取向与文本模式。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始文化的心理透视——原始思维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原始文化曾是人文科学各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并历史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如以德国文化史学派格雷布纳尔(1887—1934)和美国历史批判学派博厄斯(1855—1942)为代表的历史学方法;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和弗雷泽(1854—1941)为代表的人类学方法;以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杜尔干(1858—1917)和英国功能学派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为代表的社会学方法;以探讨原始人类的观念意识、思维形态、宗教信仰、神话象征为主要对象的心理学方法;以探讨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劳动方式、经济关系为主要对     

文化、结构与表述:概论人类学视域下的族群研究

文化整体性是人类学重要的学科视野,整体性背景下展开的人类学族群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灵活、多变,突显社会—文化建构意义上的多样性特点;人类学理论擅长预设社会事实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实现理论阐释维度上的可操作性,而行为主体的认同实践具备情境条件下的层级分布特点,这使族群研究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极其复杂;文化变迁是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社会的频发事实,文化涵化突显层级流变的趋势,从族群研究角度来讲这和族群互动关系密切,人类学的族群研究触及深层意义上的文化比较与身份表述。     

试论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西方人类学对于"仪式"的研究,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再到象征主义学派,将仪式研究从原来视野相对狭窄的宗教神话领域逐步扩展到更为宏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此过程中,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知识谱系,完成了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     

产权秩序转型:农村集体土地纠纷的一个宏观解释北大核心CSSCI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纠纷急剧增多。有关此问题的解释,学界普遍存在着"特定纠纷类型—特定原因"的解释倾向,而缺少关于农村土地纠纷何以大规模爆发的宏观性、整体性理解,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土地产权秩序转型"这一宏观解释框架。"土地产权秩序"意指一个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与其形塑下出现的稳态、有序的土地产权行为及其观念;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土地的理解主要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意义和价值维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属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产权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以政治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向以经济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农村两种土地产权属性的并存与对垒,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规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解释人类学述评——关于格尔兹的深描观点

解释人类学又叫阐释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的概述是格尔兹提出来的。要把握好解释人类学,必须把握好意义的阐释、深描的观点、地方性知识三个关键词。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两点缺陷:一是对异文化中深潜的象征、联想与意义的探究,通过深描的方法寻找出其自身的涵意;二是虽然打破了传统人类学家在对文化解释中采用的"浅描"方法而提出了"深描"的方法,但不能回答这种解释的内涵所带给人们的意义又是什么?     

浅述人类学理论对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讨论

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学理论中长期探讨的主题之一。不同的理论学派对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持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并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本文试就人类学理论中关于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巴蜀青铜器虎纹饰的文化功能论析

虎纹是巴人图腾的象征和标志,也是其祖先的化身。它对于古代巴蜀社会意义非凡,在其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族群整合、社会教育、文化传递和巫术等方面。笔者尝试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功能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识读巴蜀虎纹铜器,希望能对其文化功能的研究有抛砖引玉之效。     

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分析模式的变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状况的归纳分析，阐明了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学科体系及演变历史，并对其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及其最新发展态势作出了评价。     

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在中国近世人类学发展史上,前辈学者李安宅引入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其著述涉及社会学、意义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广阔的领域,但他是借助各学科知识去透视、分析和衡量人类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他译介和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他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成就,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尚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面向文学,背靠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2005年学术研讨会发言实录

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对过去的文学研究单一化的模式有一个拓展过程,文学人类学就是试图用人类学的视野、人类学的知识和人类学的整个学科体系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文学人类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人类学与文学互动、交融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时代的必然现象。     

仪式与传播的互融——以广西宜州壮人的葬礼为例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研究多关注仪式在信仰、象征、规程、功能等层面的意义,对仪式传播层面的意义却少有关注。仪式传播整合了仪式与传播两种研究视角,在理解仪式传播意涵的同时,也透过仪式理解传播现象的文化意涵。葬礼作为传统仪式,具备完整的仪式要素,也为各类传播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场景。通过对葬礼的仪式传播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仪式观与当今的传播观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下发生联系,产生互融。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的崛起——《乡村人类学》献辞

人类学以其"以人为本"的学科性质对人类回溯自身的认识历程有特殊意义。在其诞生一百多年间,都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简单社会的异文化进行研究。中国学者费孝通力挽狂澜,着力于自己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由此拨转了国界人类学的大方向,开拓了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此后这一研究脉络不断丰富。《乡村人类学》一书的出版即是作为中国乡村学派出现和崛起的记录和见证。     

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

形式主义流派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其突出的特点是推崇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 ,大胆运用形式主义观点方法研究非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斯图尔特·普莱特纳是现阶段较有影响的一位形式主义学者 ,他致力于探索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广义上的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 ,后者吸纳了实在主义学派、新马克思学派的不少理论观点 ,以较为“综合”或“折衷”的面貌出现 ,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坚定不移地向着“形式化”的方向迈进。     

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论戴维·莫利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启发

戴维·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传统,坚持跨学科的理论路径,强调将媒介研究置于社会和物质的背景下,从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来审视传播和文化;在全球化媒介构建的后现代语境下,他尝试运用人种志方法研究当代文化中媒介消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发生的动态过程,探讨有关跨文化传播与民族认同等问题。莫利的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与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处的媒介时代与社会语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媒介现象与传媒发展等问题提供可借鉴的阐释框架与方法论,对我国媒介理论研究与传媒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手足之痛———灾后团结理论与应用的视野

社会团结是灾害发生后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社会整合行为受到了研究者和救灾与重建的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理论潜力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本文依据作者在1970年秘鲁大地震后十年的灾害人类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灾害中的集体行为，及其与利他与利己、理性与情感、仪式与象征等多层面的纠葛关系，经典的理性选择（资源动员）理论受到反思，社会运动及其情感与仪式表现形式受到重视。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论李安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安宅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是华西学派的领军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有确切的理解与把握,提倡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他采用实地研究、比较研究、应用人类学等方法,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尚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