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及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     

土族《格萨尔》及其研究状况探析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文章阐述了土族<格萨尔>的流布情况,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整理、研究的状况.     

论《格萨尔》史诗的巫术文化内涵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的大百科全书,其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文章以宗教为视点,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反映,体现了藏族人民企图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愿望,史诗的某些故事情节是巫术观点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在格萨尔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的精神和期望.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

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     

论《格萨尔》史诗情节基干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早期传承形态--"七章本".<格萨尔>史诗作为英雄史诗,从情节结构上完全符合世界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七章本"是传承藏族及其周边众多民族中的<格萨尔>史诗,它的这一稳定的结构和共同的情节单元表现出了<格萨尔>史诗传承和传播的基本形态.正是在这一情节基干上,各族的<格萨尔>史诗继续抽枝开花,茁壮成长,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藏戏发展现状及音乐艺术特征

藏戏最初是在西藏、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等藏族聚居的地区，其中保重了卫藏地区的“阿姐拉姆”剧，安多地区的“南木特儿”剧和康巴、安多交接地区及果洛地区的“格萨尔”剧，四川的色达藏戏等。在印度、不丹等多个国家，藏族聚居的地区也有藏戏在不断流传，人们将青海地区的藏戏称之为“南木特儿”剧中，在藏语的翻译中，表达的是传记、故事等含义。藏戏在我国的青海、甘肃等地区，受到百姓的欢迎有着较大的发展，现今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格萨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思路

<格萨尔>史诗内容博大精深,涉及藏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新的时代,格萨尔文化怎样与时代的步伐并行,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如何保护和发展格萨尔文化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认为,一要拓宽以格萨尔文化为背景的文化空间;二要保护以格萨尔说唱为谋生的民间艺人;三要拓展以格萨尔学科为主题的研究领域;四要扶持以格萨尔文化为重点的民间团体;五要打造以格萨尔文化为命名的品牌文化;六要开发以格萨尔文化为主体的特色文化产业.     

《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的言语模式比较

在视角模式上,<格萨尔>史诗中的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交替使用,内视角模式占主导地位;在<罗摩衍那>中,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虽交替使用,但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的诗节区分;在<摩诃婆罗多>中,史诗一方面表现出以具体形象呈现的全知视角模式特征,另一方面,其整个故事的进程又是由内视角模式来推动的.在韵律模式上,<格萨尔>史诗大都合辙押韵,听来朗朗上口,音调婉转;印度两大史诗则较多地强调了律的一面,而忽略了韵的一面.在言语结构模式上,<格萨尔>史诗的韵文部分较突出地表现出了程式化特征,而印度两大史诗的程式化特征则不十分明显.在<摩诃婆罗多>中,大量出现的敬语,反映了印度史诗言辞委婉的柔情特质.     

试论灵魂寄存观念在藏族史诗创作中的作用

"万物有灵"观念是早期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观念.藏民族也不例外,人们不仅认为万物有灵,而且还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体外寄,隐藏到别的物体上去.本文通过对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灵魂寄存观念的归纳和分析,认为:第一、灵魂寄存观念由来已久.第二、灵魂寄存观念是塑造<格萨尔>众多人物形象的母体.第三、灵魂寄存观念是构成曲折动人故事情节的基本元素,是成就格萨尔英雄形象的基础,又是史诗创作的重要基石.     

《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藏族史诗《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篇幅最长、影响极广、哲理最深、文化内涵最丰富、生态理念最突出……加之她又是唯一一部活形态史诗,认识价值最高,从而对她的研究已形成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格萨尔》学。     

格萨尔诞生地考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她浩繁的卷帙、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宏伟壮丽的场面 ,跻身于史诗之林 ,堪称“史诗之最”。然而 ,对史诗中主人公格萨尔的诞生地 ,学术界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看到同仁们各说其是 ,作为一名格萨尔研究工作者 ,有责任澄清这个问题。因此 ,去年仲夏季节到《格萨尔》遗物遗迹较多的青海玉树果洛和四川甘孜阿坝等重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日的考察 ,此记     

《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     

英雄、神话和隐喻: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

本文主要考察了<格萨尔>史诗中人物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在文化现实的层面上,认为<格萨尔>民间传说是藏族民间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蕴含着历史的和神话的内容;在宗教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还认为格萨尔王也是一个原型人物(archetype).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格萨尔人物的功能不仅局限在作为藏族民族英雄的框架中,更重要的是,他契合了藏传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的教义传播和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理念.虽然格萨尔王是一个藏族特有的民间人物,但他仍具有超越个人和跨文化的原型品质.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 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 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简析寄魂物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特点之一的寄魂物,在《格萨尔王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保护生态景物、传递书信和保家卫国方面起着人类所难及的重大作用。     

论《格萨尔》对藏族民间信仰观念之体现

《格萨尔》作为一部曲折表现藏族人民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英雄史诗,承载了藏族民间的信仰文化,藏族人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在其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也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真”和文学的“真”,通过以表现史诗主人公格萨尔金戈铁马一生所获得的现实的“利”与幻想的“利”的故事为载体,以善、美、圣为意义的支持而得以实现。文章从探讨存在于《格萨尔》中藏民族的真、利、善、美、圣观念及其相互支持、相互诠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关系入手,企图从整体上考察藏族文化何以形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凝聚力,何以有延续千年而不衰的活力。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