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制社区城市化进程的实践及思考——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

加快转制社区城市化的进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积极推进转制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议行分设”、“政企分开”或“社企分开”，这是转制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的主导方向。二是完善社区发展规划，加快转制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三是要通过改造城中村，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整合，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和功能调整。     

青岛市市北区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全面构建新型社区

青岛市市北区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据，按照便于发挥社区“两委”作用、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居民自治、便于社区共建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全面构建新型社区。撤消家委会，将原有的201个社区居(家)委会构建为102个社区，并同时选举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新型社区体制设置为“一个核心，两个大会，三个机构，四支队伍”。即社区党…     

外来人口有权利才更有责任感

新近,北京市城市问题专家完成了一项题为《北京市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规模调控研究》的研究,其核心观点除了对北京外来人口发展形势作出理性的判断外,更指出了未来北京外来人口治理韵方向,即由“控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让常住社区的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各     

德兴市社区低保实施阳光操作

江西省德兴市在社区中建立和完善“-栏-组-箱-电-折”五个一制度,使社区低保工作做到“阳光”操作,全过程“透明化”,受到群众的欢迎。 德兴市有15个社区居委会,共管理低保对象4280户、9710人,为确保低保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该市在全市各社区居委会中推行了“-栏-组-箱-电-折”五个一制度。一栏:在全市15个社区居委会设立了公示栏,把低保政策、保障对象户主姓名、家庭人     

时讯快递

7月 25日,民政部副部长李学举在吉林省四平市调研时强调:社区建设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一手抓推进,一手抓研究”,解决社区的持续发展问题,则“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经营”。他认为社区建设的机制是党委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居民自治。具体到社区,就是党支部领导、居委会主办、中介组织运作、有关部门配合,关键是抓好党支部、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的“三个平台”作用,即城市基层管理的平台、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平台和城市民政工作的平台,把社区最终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管理型、自治型的社区。     

对人口老龄化与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口老龄化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并成为制约社区发展的主因。社区为老管理服务中,无论是实践水平还是实际效果均存在问题,这主要与城市人口结构的“遮蔽效应”、社区养老理念与管理服务机制滞后、硬件环境与条件滞后等因素相关。普及社区化的养老价值理念、建立多元主体与形式的社区养老管理服务机制、改善为老管理服务的基本环境与条件,是化解老龄化问题的理性社区策略。     

社区自治中的利益博弈--以南京"中青园"为例

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小政府、大社会”政策的实施,使国家权力从社区中逐渐抽身而出,特别是90年代的住房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单位的诸多功能日益向社会转移,传统的“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社区自治被提上日程。社区自治可以简单理解为把社区建设成自给自足的实体,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层面。一般来说它具有内外两层含义:(1)对内部事务自主决定;(2)对外作为一个利益整     

推进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

面对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积到城乡社区的新形势,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吉安市以“四个坚持”为切人点,在加强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是个复杂的过程

目前学术界许多同志同意人的认识应该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这就是说,从感性不能一下子就上升到理性(这里的“理性”是指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即辩证思维),其间必须经过知性阶段。那么,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是否是沿着一条直线自发地完成的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知性过渡到理性其间要经历哪几个复杂、曲折的阶段?本文仅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说起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马尔库塞认为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理性只剩下了一个向度 ,即技术性的向度。本文认为 ,马尔库塞的观点是片面的 ,实际上 ,理性还有三个向度 ,即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正是这三个向度使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获得了自我批判、自我调适的能力。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看生态问题的生成

生态问题不是天然就具有的,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里的一定阶段包含着三层含义:认识论层面上的生态意识的生成,即人对自然有机体代谢机制断裂的认识;在生产的物质基础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即资本积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呈现出来的消费主义观念,即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和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了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泰达模式”里的专职社工

近年来,天津开发区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以新型移民城区的特性为基础,以满足居民全方面、深层次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整合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资源,打造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共同体”为目标,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两个支撑,两个系统,三个平台”的崭新社区治理“泰达模式”。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反思性引领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以及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目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客观存在的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系统二者的张力实际上凸显着反思性引领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是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一种机制性反思,它强调以程序建构及其实践来对党组织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引领行为进行自主性的反思,并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反思中同步塑造新的引领行为。深入分析得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蕴含两种基本逻辑：一是基于子系统关联性运作的结构逻辑,其以程序构建来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对话结构,从而以规范性条件、规则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来建构一种关联性运作的系统整合结构,包含“多层的逻辑关系结构”“制度空间内契合的制度复合体”“规范化反思的程序实践”三个层面;二是基于组织理性假定来持续修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行动图式的过程逻辑,具有“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评价贡献”三个维度。反映群众和再组织正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的内在机理。     

让多数社区象模象样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的二十多年来，渐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其中有两个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即“社会化”和“社区”。社会化一词被用得走样了，社区的科学理念大致还没有离谱。重要的是：社区的实际工作在老百姓、政府及其官员中越发被重视起来。前几个月，上海市政府已把城市社区管理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区及街道两级管理机构也闻风而动，掀起了重视社区建设的高潮。从点到面，从内容到形式，可以发现，城市社区管理正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全市逐步推开了。社区被重视是有其道理的。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对家庭和单位的依赖越来越少…     

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超越

通过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二者关系的探讨,可以发现面对同样的启蒙哲学的遗产和时代问题,马克思选择了和其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的哲学道路,即以“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早期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超越可归结为:对自我意识的超越即从理性自由到人的自由自觉;对政治自由的超越即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超越。     

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题寻踪

受“危机感”驱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晚清时期的政治化启蒙、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并重的五四启蒙、启蒙与反启蒙语境双重并置的新时期启蒙。其中 ,晚清启蒙因其时限的短暂和主题的尚待深入而被视为五四启蒙的序曲———“前五四”时期。至于新时期启蒙 ,它在承接五四启蒙的理性启悟、人的发现和角色认定等特质基础上 ,亟须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将理性的偏执与傲慢考虑进去 ,及时吸纳反启蒙的宽容、多元品格 ;二、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挤兑 ,要高举“批判”的武器 ;三、要调处好知识分子的拯人与拯己关系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2005—2020):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未来走向

以2005年7月国家建设部出台《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为起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纷纷出台。迄今,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经历了初创探索、深化拓展、精准优化等三个发展阶段,并遵循着政策理念由“规范化管理”转向“服务性治理”,政策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政策范围由“个别领域”转向“多方领域”的演进逻辑。未来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应继续强化“服务”与“治理”的政策理念、进一步完善政策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持续推进强化政策内容的横向与纵向耦合等。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这就是说,不仅存在把人当作目的的伦理学,而且存在把“人-自然”系统当作目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不仅以人为尺度,即以人的利益作为伦理标准,而且以“人-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为尺度,承认生物物种的生存权利,尊重和维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因而应该制订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我们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如下的基本原则。 一、爱护从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是它的最高行为原则。从伦…     

浅析学校管理怎么做到以人为本

学校管理要以人为本,这是由学校管理的特殊性决定的.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即教职工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下开展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活动,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是:学校管理者——教职工——学生,是一个由“人—人—人”构成的管理系统.所以,学校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在学校管理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坚持以人为本,需要在加强对人的管理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约束与调动、服从与协调、使用与培养、求同与求异等“方”与“圆”(前者为方,后者为圆)的关系.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工作不应该沦为一种“治理术”,而应是一种致力于实现以人为本、回应社区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这促使我们从长期以来对社会工作的技术型塑转向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关注.通过反思性地批判了现有关于上述议题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度,笔者借助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和社会保护理论,尝试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和社会团结等维度构建社会工作“社会性”的理论内核,以作为思考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可能框架.同时,要实现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重塑,应将“社区”带回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将“社区”视为社会工作与社区大众互动的实践场域,重构“社区”作为人们生活、情感、精神共同体的社会属性,以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寻社会工作的“社会”真意.这是社会工作之于中国语境所需具有的“社会想象力”品质.